從紅衫軍到健保藥價－漫談中國科舉的後遺症
一邊一國行動聯盟理事長、自由台灣黨不分區立委參選人 陳昭姿
多年以來，財務支出與控管問題深深困擾健保署。很長一段時間，健保署選擇以調低藥價作為重要手段之一。經過連續多年多次的價格調降，間接導致部分重要產品無法支撐，供應商決定要退出台灣市場，包括一些不可取代或經典的藥品，例如兒童口服糖漿，與必備的抗生素等等。目前已經有不少人以價格是否合理的角度來關注這個缺藥現象，即便缺藥原因不一定等同價格問題。
為什麼健保署會將藥品做為主要財務控管標靶？為什麼健保署會將藥價或藥費做為主要財務控管目標？我個人認為，除了藥品的使用，原本在醫療照顧就佔據了重要份量之外，這個做法其實背後存在深層的社會集體價值觀。我無意將醫療問題意識型態化，但是健保如今已經從當年的維護健康主軸轉化到社會福利與資源分配，成為高度政治化的問題。我認為藥品成為首當其衝的犧牲對象，源自社會的反商情結；而社會的反商情結，又來自教科書承傳古代中國的『士農工商』階級概念。
中國自有科舉以來，貧富弟子爭相隨從，尤其貧民之家。所謂『寒窗十年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可是，中國科舉只考一科，叫做國文。仔細探究，其實科舉只考一件事，叫做作文。即便，或許當時沒有更可行的方法，但是，從一篇作文決定官職權位，尤其，考官只有一名，這是正確的作法嗎？會寫一篇好文章真的有那麼了不起嗎？真的代表此人堪為父母官居大位嗎？
中國人談的士農工商，迄今影響台灣社會甚深。士農工商的排序，這個道理說得通嗎？為什麼職業有排行？為什麼職業有高低？其他注重人權的文明國家也這樣嗎？有關農人與工人，一般人的觀念認知，工農是基層的工作者，應該是社會福利首要照顧的對象。但是近七十年前從中國移民台灣，且成為統治者的國民黨，對於排在第二第三的農人與工人，有特別用心照顧嗎？中國國民黨的福利政策所呈現的是，高度酬報排行第一的『士』，包括所謂高考及格的公教人員等。這個部份多數台灣人已經了解。本文想要強調的是排行第一與居末位的士與商之別。讀書人真的就比從商或作生意的人高三等嗎？
2006年17名所謂親綠學者，包括今日社民黨黨主席范雲，對於國民黨所製造，加諸陳總統的國務機要費案，在未審判之前竟召開記者會公開要求陳總統辭職下台。時至今日，國務機要費已經更一審無罪，而全國領取首長特別費的七千名首長也已經被除罪。馬英九市長更用大水庫理論逃脫市長特別費起訴，宣佈參選暨而當選總統。我想問范雲等教授，長期在職場領取的各項研究費，經得起類似的考驗嗎？帳目可以攤出來接受檢驗嗎？為什麼她自己的研究費沒有先攤在陽光下，卻指稱台灣總統的國務機要費使用有貪污之嫌？要求一位民選總統辭職下台是何等嚴重的大事？范雲等憑藉的是什麼？難道不是長期瀰漫在中國社會與台灣社會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傲慢嗎？『教授』一職代表什麼，無可挑戰的貞操嗎？當年林洋港曾說『司法像皇后的貞操，不容懷疑』。這句話最後淪為很大的諷刺與笑話。
回到醫療領域，各行各業各司其職，才能完整提供病人照顧。其間酬勞或有高低不同，但本質上是屬於同一個層次──也就是工作收入，無所謂貴賤之分。例如，醫師賺取 醫師診察費，藥師賺取藥師調劑費，藥廠員工賺取藥品利潤，這是工作報酬，是屬於同一個層次的問題，不應該有誰的收入比較高級或低級的問題。何況，藥品價格並不是任藥廠予取予求，它有核價與監測機制，也存在責任與風險問題。這個權利義務的平衡始終存在。
簡而言之，健保財務控管重點為什麼傾向從調降藥價作起？因為這樣可能最符合國家集體價值觀？因為台灣社會似乎也認同士農工商排名？多數人推斷商人賺的錢可能比較有問題？於是，在這個社會批判廠商最容易引起共鳴，最不怕後遺症。只是，藥品非百分百商品，許多商品價格或許決定於自由市場，但是藥品上市經過政府嚴格控管，具有百分百的專業基礎。藥品製造與供應的背後，其實也是許多讀書人付出與努力的累積成果。藥品，不該成為首要被犧牲的標靶；藥廠，不該成為首要被打壓的對象。享受與承擔健保的每位成員每種角色，其實都有義務與責任分攤風險。
當藥界朋友向我抱怨藥價問題時，我除了傾聽與了解之外，不免加上一句：你支持中國人『士農工商』的排行榜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