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亞洲革命熱點的再思考(一)
楊徽之
政治改革乃至激烈的革命，通常是基於社會衝突的升高與階級矛盾的鬥爭(姑且套用左派話術)。當社會氛圍一旦不能透過傳統政治機制協調緩和時，趨向混亂與犯罪的社會問題便不可避免。
社運者在謀求理想實踐時得到的共鳴越大，就是傳統政治機構與政治菁英失能的表徵。筆者將這樣的政治環境稱為革命熱點。在這種政局中，社運者將非常容易的能尋到衝撞體制以謀取政治資本的機會。一般而言，一個以說服、理智為前提的開放社會能同時兼顧效率與法治，透過良好而嚴謹的制度和授權處理公領域的公共事務問題。而在一個溝通管道失衡的政治類型裡，舊秩序的衰微所留下的權力真空，就會由一向被視為偏差行為的社運者以異議媒體、組織團體的激烈模式加以填充。這種現象，在第三波民主化運動以及近年的茉莉花革命都有出現。
隨著東亞政局的變動，近年來中國維穩的力道與強度更是不斷增加。香港，這一法治與威權兩新舊秩序觀的政治社會，已完全構成革命熱點的條件。我們可以看見，從反國教和雨傘運動後，香港的政治結構急速趨向不安定。這是自六七暴動以來從未有過的局面。綜觀香港三年內的選戰中，無法有效反映民意的選戰結果已使香港的民主政治大打折扣。一旦民意代表的社會基礎不足，則監督行政機關與立法上都將喪失其代表所該具的合理性。也益使溝通管道窄化。導致社會衝突越加激烈。
香港的境遇值得台灣借鏡。中共的維穩工作上，除了不斷抑制外界對內部壓力的聯繫外，也將香港作為排遣內部壓力的途徑，包括人口殖民、金融經濟等。透過扁平化香港的地位達到威權的控制。
其次，社會結構上，中國成功的背後，是犧牲社會安全網換得的結果。進入本世紀一零年代，種種經濟奇蹟後遺症的併發，使他們必續透過權力的再固化，才能使掌握權力的黨國裙帶集團的既得利益有充分的保衛。
講白了，正是中共政權無論是司法或官僚機關不中立的結果。這終將導致國家機構與人民關係上將日益脆化。目前還未釀成大災，除了因為維穩工作奏效和中國空間廣大使社運者難以組織集結以外，也是因為中共還能以發展中的經濟給人民一個保證。
然而在經濟已經停滯發展的香港，顯然沒有給香港人帶來經濟成長的保證。反而是以黨為核心的政治生態，在中聯辦進入香港且不斷在各政治場合舞弄香港原有的政治模式後，使之提前成為革命熱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