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光亮與陰影
曹長青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以91歲高齡去世。這個爭議性人物在1965年領導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被視為「建國之父」，並在隨後的50年把新加坡建成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李光耀被視為「親西方」但卻堅持民族主義，後期還親北京獨裁者；他以威權統治為核心的所謂「新加坡模式」和「亞洲價值」被中國權力者推崇，卻遭世界很多民主國家的人痛斥。
怎樣給李光耀蓋棺論定？或者說怎樣看待李光耀的自相矛盾：親西方怎麼能又同時親北京（獨裁者），他的民族主義是怎麼跟西方文明「統一」的？
從近代歷史來看，一般民族主義分子，都是疏遠甚至反西方的。以中國為例，無論是共產黨的毛澤東，還是國民黨的蔣介石，他們意識形態不同，但都是民族主義分子，骨子裡都是對抗西方（價值和文明）的。但李光耀這個民族主義者被認為是「親美」的，事實上他領導的新加坡也真是跟美國一直保持密切關係，尤其在軍事及經濟合作上。
李光耀的這個「矛盾」，實際上有其內在邏輯性。他的「親西方」，主要是出於現實考量，或者說是利益需要，是他的實用主義哲學所致，而不是真的欣賞、推崇西方的個體主義價值、憲政民主和資本主義制度。
他的選擇主要跟新加坡的獨特歷史有關：新加坡獨立後第二年（1966），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那時候的毛澤東周恩來們，想把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變成東南亞的古巴，成為紅色中國的勢力範圍。中共支持馬來西亞的共產黨滲透新加坡，進行革命煽動，導致剛剛獨立的新加坡面臨危機。
在這種局面下，李光耀採取了三大措施，來抵抗中國的統戰和革命滲透。一是加入英聯邦，後來全面跟美國結盟，以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新加坡政府過去五十年一直是美國的盟友，從來沒有反美。二是實行市場經濟，保護私有財產，結果促進了新加坡的經濟繁榮；有了經濟發展，就有了社會穩定。三是把英文定為「第一語言」，新加坡憲法和法律文件以英文書寫。包括學校教育主要也是英文，這樣就從語言上切斷了跟中國的內在連結。現在新加坡的550萬人口，80%以上說英文。
李光耀當時甚至聲稱：「我不是中國人，就如肯尼迪總統不是個愛爾蘭人。慢慢的，世人會知道，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這點；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
所以李光耀的「親西方」首先是權宜考量，是為自身利益的選擇。另一個原因是李光耀不喜歡共產主義，當初他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很快跟內部的共產黨勢力分裂。在這個方面，李光耀很像蔣介石，或菲律賓的馬科斯，他們都是反共的，親美國的，但又都是民族主義者，都不認同（更別說實行）美式民主。所以有分析家曾把亞洲的李承晚、朴正熙、蔣介石、馬科斯等稱為「小邪惡」，認為美國為了遏阻共產勢力這個「大邪惡」在亞洲的蔓延，而從戰略上聯合他們。而他們也要靠美國的支持來倖存，保住自己政權不被紅色浪潮吞掉。
深入了解李光耀的這個背景，就能夠明白，到了後期，中國的威脅消失了——鄧小平1978年訪問新加坡時對李光耀承諾，中國不再輸出革命，就是不再實行敵視新加坡「李氏政府」的政策。這之後，李光耀就不斷歌頌鄧小平。中共六四屠殺遭舉世譴責，鄧小平接見李光耀時說「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李後來引述，甚至推崇鄧小平是「人中之傑」，更不要說後來對江澤民、胡錦濤的誇獎。
對李光耀來說，他的最大利益、最大考量是兩點：一是保住新加坡的獨立；二是保住他（及家族）的政治權力。所以他要通過跟英美聯盟的「親西方」政策，早期對抗了中共和馬共的顛覆壓力，後期（在中國威脅消失後）又跟北京建立密切關係，為紅色中國如何對付美國出謀劃策，與此同時又為美國的基辛格（季辛吉）們出招對付中國。等於在中美鷸蚌相爭中，獲「李翁之利」。
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曾把知識人分為兩類：狐狸和刺蝟。刺蝟型是死守原則理念、始終如一；而狐狸則隨機應變，實用+機會主義。李光耀就是這種「老狐狸」，而且又高壽，至死都實質掌權。他是以不變應萬變：這個「不變」就是保住他的權勢和影響力。
所以這個所謂「新加坡模式」和「亞洲價值」，實質是保住一黨獨大的威權模式：經濟發展，政治壟斷。至死都掌實權的李光耀成為新加坡的「大家長」。有人說新加坡不是國家，而是個家族大公司，李光耀是「終身董事長」，兒子是總裁，兒孫媳婦和嫡系們，掌控各部門，把新加坡變成了「李家坡」。
但對李光耀去世，西方媒體是毀譽參半。為什麼還有「譽」？不僅因為新加坡成為全球經濟富裕國家，還因為在政治上畢竟還是實行了多黨選舉，並有相當程度的新聞自由。
李光耀是用國家資本主義方式統治，即通過國家控制的私人企業來進行投資，主導以私營企業為主的資本市場。比如淡馬錫控股公司雖說是國家擁有（財政部擁有100%股份），但實質上被李氏家族控制（李光耀兒媳何晶曾是執行董事CEO），有報導說這個公司龐大到佔整個新加坡47%的股票。新加坡的重要公司，包括兩家主要媒體（新加坡報業控股和新傳媒），淡馬錫公司都有股份，等於間接影響甚至左右輿論。不過由於淡馬錫公司是私人企業模式，按市場經濟運作，所以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國有企業。
新加坡的經濟，在美國《傳統基金會》（HF）每年評比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2013年是全球第二名。而第一名多年來都是香港，即使香港回歸中國，政治已基本被北京控制，但其經濟自由度，仍是全球領先。
所以對李光耀蓋棺論定的話，他的最大亮點，就是沒走共產主義道路，而是經濟上走了比很多西方國家更進一步的資本主義的道路，促使了新加坡的繁榮和富有。2013年新加坡人均收入六萬多美元，超過了美國和瑞士，成為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李光耀的最大陰影，就是沒有走美式真正民主選舉和完全新聞自由之路，至死都信奉「大家長」式的家族統治。他的盲點是（或許他至死都沒明白），即使不從民主理念出發，僅僅從政治操作上，如果他在新加坡完全實行民主和新聞自由，保障個體權利，他的人民行動黨也會像現在這樣一直執政（每次選舉都擊敗反對黨）。類似日本，自二戰後有選舉以來，在過去這半個多世紀裡，日本實行了真正的多黨制和自由選舉，並有完全的新聞自由；但除短暫的幾年外，幾乎全部都是右翼的自民黨執政。所以有人調侃說，日本是一黨獨大。但日本當然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其選舉也是真實和公平的。
那為什麼日本的自民黨能做到幾乎一直勝選？我曾在「日本的第三次重大變革」一文中簡單論述過，這主要跟東方人的文化心理有關。在美國和歐洲等，左派勢力都很大，在美國甚至多數時間是左派執政（左翼民主黨當選並擁有國會多數席位）。而在日本則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景觀，那就是：西方左派的均貧富、高福利養懶漢、政治正確等，在日本難有市場。雖然日本也有左派（甚至共產黨），但他們就是很難拿到多數選票。為什麼？就是因為日本人，東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更加務實，秉承勤勞致富的最基本的生活原則（而不是左派的烏托邦平等幻想），更推崇常識和常理（而不是左翼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而且，由於日本沒有被其他國家侵略和殖民的歷史，雖然戰敗，但日本人沒有受害者心態，反而產生一種：我們錯了，所以失敗了，必須重新正確地再站起來的健康心態，所以日本國民的整體傾向是推崇常識的右翼保守派，而不是被壓迫者容易傾向的左翼甚至共產黨。
即使曾被日本殖民、左傾勢力遠大過日本的南韓，雖然在結束威權時代之後，有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等三屆左翼政府執政（很可能是對威權時代的反彈所致），後來就一直是保守派執政，李明博執政五年，現在是朴槿惠。南韓還有個「南北韓統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左右派的正常競爭。如果沒有這個因素，左派的力量更難成大氣候。
新加坡的情況尤其突出，那就是反對黨非常左傾，他們的政策理念根本無法得到選民的認同。如果李光耀們完全放開新聞自由和正常選舉，反對黨也會一敗塗地。因為新加坡的反對黨比日本、南韓的左翼更左，更難贏得人心。
這就是為什麼新加坡獨立後這半個世紀中，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在每次國會大選中都獲得壓倒性勝利，幾乎囊括所有席位。雖然李光耀們被批評通過劃分選區，政策支票，甚至用誹謗官司等打壓競選對手（這都是事實），但最根本的，我認為是新加坡的反對黨過於左傾、不得人心的問題；他們的均貧富的社會主義政策，包括親中國，強調母語中文，甚至反美情緒等，這些在新加坡都難以得到中產階級的歡迎。新加坡是城市國家，沒有農村、農民，也很少真正的窮人。所以反對黨使用發動窮人那種思路的社會主義路線難有市場。上次（2011）新加坡大選，徐順全領導的反對黨（民主黨）只拿到4.83%的選票，連半成都不到。現在新加坡最大反對黨是工人黨，更加左傾。於是新加坡政治出現這樣的奇觀：反對黨選不上國會議員。最後李光耀們覺得這樣不好看，硬是通過法律，決定給反對黨保障名額。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國家，有這種政治安排。
隨著李光耀的去世，也可以對「新加坡模式」蓋棺論定：這個模式不可取！因為明顯的事實是，實行民主政治（並自由經濟），照樣可以達到新加坡那種富有，而且有新聞自由的保障，政治會更穩定清廉。日本就是如此（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全球七大工業國家也都如此。所以「新加坡模式」無法出口，它只是威權者的一個口號。
雖然李光耀走了，但如果新加坡的反對黨繼續他們的極左路線，那他們當選執政的希望仍非常渺茫。新加坡政治變化的唯一可能，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內部裂變，像長期執政的日本自民黨那樣，從內部分出一個新的政黨。
事實上這種可能現就有了。龐大政治家族的「老爺子」走了，下面的兒孫媳婦和嫡系們，就可能因利益分配，權力爭奪，或理念分歧等，而發生分裂。前一段美國的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衛寫了篇文章，說中國共產黨的「結局」（endgame）已開始。其實這個預言也可借用到新加坡。李光耀的去世，預示著「李氏家族」統治結束的開始和「新加坡模式」的末世。
2015年3月25日於美國
——「自由亞洲電台」（RFA）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