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日 星期四

李光耀的光亮與陰影

李光耀的光亮與陰影

曹長青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以91歲高齡去世。這個爭議性人物在1965年領導新加坡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被視為「建國之父」,並在隨後的50年把新加坡建成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李光耀被視為「親西方」但卻堅持民族主義,後期還親北京獨裁者;他以威權統治為核心的所謂「新加坡模式」和「亞洲價值」被中國權力者推崇,卻遭世界很多民主國家的人痛斥。

怎樣給李光耀蓋棺論定?或者說怎樣看待李光耀的自相矛盾:親西方怎麼能又同時親北京(獨裁者),他的民族主義是怎麼跟西方文明「統一」的?

從近代歷史來看,一般民族主義分子,都是疏遠甚至反西方的。以中國為例,無論是共產黨的毛澤東,還是國民黨的蔣介石,他們意識形態不同,但都是民族主義分子,骨子裡都是對抗西方(價值和文明)的。但李光耀這個民族主義者被認為是「親美」的,事實上他領導的新加坡也真是跟美國一直保持密切關係,尤其在軍事及經濟合作上。

李光耀的這個「矛盾」,實際上有其內在邏輯性。他的「親西方」,主要是出於現實考量,或者說是利益需要,是他的實用主義哲學所致,而不是真的欣賞、推崇西方的個體主義價值、憲政民主和資本主義制度。

他的選擇主要跟新加坡的獨特歷史有關:新加坡獨立後第二年(1966),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那時候的毛澤東周恩來們,想把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變成東南亞的古巴,成為紅色中國的勢力範圍。中共支持馬來西亞的共產黨滲透新加坡,進行革命煽動,導致剛剛獨立的新加坡面臨危機。

在這種局面下,李光耀採取了三大措施,來抵抗中國的統戰和革命滲透。一是加入英聯邦,後來全面跟美國結盟,以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新加坡政府過去五十年一直是美國的盟友,從來沒有反美。二是實行市場經濟,保護私有財產,結果促進了新加坡的經濟繁榮;有了經濟發展,就有了社會穩定。三是把英文定為「第一語言」,新加坡憲法和法律文件以英文書寫。包括學校教育主要也是英文,這樣就從語言上切斷了跟中國的內在連結。現在新加坡的550萬人口,80%以上說英文。

李光耀當時甚至聲稱:「我不是中國人,就如肯尼迪總統不是個愛爾蘭人。慢慢的,世人會知道,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楊、林的人們,外表上是中國人,說著華文,然而卻與中國人不同。我們有中國人的血統,我們不否認這點;但重要的是,我們以新加坡的立場思考,關心新加坡的權益,而不是以中國人的立場,為中國人的權益著想。」

所以李光耀的「親西方」首先是權宜考量,是為自身利益的選擇。另一個原因是李光耀不喜歡共產主義,當初他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很快跟內部的共產黨勢力分裂。在這個方面,李光耀很像蔣介石,或菲律賓的馬科斯,他們都是反共的,親美國的,但又都是民族主義者,都不認同(更別說實行)美式民主。所以有分析家曾把亞洲的李承晚、朴正熙、蔣介石、馬科斯等稱為「小邪惡」,認為美國為了遏阻共產勢力這個「大邪惡」在亞洲的蔓延,而從戰略上聯合他們。而他們也要靠美國的支持來倖存,保住自己政權不被紅色浪潮吞掉。

深入了解李光耀的這個背景,就能夠明白,到了後期,中國的威脅消失了——鄧小平1978年訪問新加坡時對李光耀承諾,中國不再輸出革命,就是不再實行敵視新加坡「李氏政府」的政策。這之後,李光耀就不斷歌頌鄧小平。中共六四屠殺遭舉世譴責,鄧小平接見李光耀時說「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李後來引述,甚至推崇鄧小平是「人中之傑」,更不要說後來對江澤民、胡錦濤的誇獎。

對李光耀來說,他的最大利益、最大考量是兩點:一是保住新加坡的獨立;二是保住他(及家族)的政治權力。所以他要通過跟英美聯盟的「親西方」政策,早期對抗了中共和馬共的顛覆壓力,後期(在中國威脅消失後)又跟北京建立密切關係,為紅色中國如何對付美國出謀劃策,與此同時又為美國的基辛格(季辛吉)們出招對付中國。等於在中美鷸蚌相爭中,獲「李翁之利」。

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曾把知識人分為兩類:狐狸和刺蝟。刺蝟型是死守原則理念、始終如一;而狐狸則隨機應變,實用+機會主義。李光耀就是這種「老狐狸」,而且又高壽,至死都實質掌權。他是以不變應萬變:這個「不變」就是保住他的權勢和影響力。

所以這個所謂「新加坡模式」和「亞洲價值」,實質是保住一黨獨大的威權模式:經濟發展,政治壟斷。至死都掌實權的李光耀成為新加坡的「大家長」。有人說新加坡不是國家,而是個家族大公司,李光耀是「終身董事長」,兒子是總裁,兒孫媳婦和嫡系們,掌控各部門,把新加坡變成了「李家坡」。

但對李光耀去世,西方媒體是毀譽參半。為什麼還有「譽」?不僅因為新加坡成為全球經濟富裕國家,還因為在政治上畢竟還是實行了多黨選舉,並有相當程度的新聞自由。

李光耀是用國家資本主義方式統治,即通過國家控制的私人企業來進行投資,主導以私營企業為主的資本市場。比如淡馬錫控股公司雖說是國家擁有(財政部擁有100%股份),但實質上被李氏家族控制(李光耀兒媳何晶曾是執行董事CEO),有報導說這個公司龐大到佔整個新加坡47%的股票。新加坡的重要公司,包括兩家主要媒體(新加坡報業控股和新傳媒),淡馬錫公司都有股份,等於間接影響甚至左右輿論。不過由於淡馬錫公司是私人企業模式,按市場經濟運作,所以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國有企業。

新加坡的經濟,在美國《傳統基金會》(HF)每年評比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2013年是全球第二名。而第一名多年來都是香港,即使香港回歸中國,政治已基本被北京控制,但其經濟自由度,仍是全球領先。

所以對李光耀蓋棺論定的話,他的最大亮點,就是沒走共產主義道路,而是經濟上走了比很多西方國家更進一步的資本主義的道路,促使了新加坡的繁榮和富有。2013年新加坡人均收入六萬多美元,超過了美國和瑞士,成為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

李光耀的最大陰影,就是沒有走美式真正民主選舉和完全新聞自由之路,至死都信奉「大家長」式的家族統治。他的盲點是(或許他至死都沒明白),即使不從民主理念出發,僅僅從政治操作上,如果他在新加坡完全實行民主和新聞自由,保障個體權利,他的人民行動黨也會像現在這樣一直執政(每次選舉都擊敗反對黨)。類似日本,自二戰後有選舉以來,在過去這半個多世紀裡,日本實行了真正的多黨制和自由選舉,並有完全的新聞自由;但除短暫的幾年外,幾乎全部都是右翼的自民黨執政。所以有人調侃說,日本是一黨獨大。但日本當然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其選舉也是真實和公平的。

那為什麼日本的自民黨能做到幾乎一直勝選?我曾在「日本的第三次重大變革」一文中簡單論述過,這主要跟東方人的文化心理有關。在美國和歐洲等,左派勢力都很大,在美國甚至多數時間是左派執政(左翼民主黨當選並擁有國會多數席位)。而在日本則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景觀,那就是:西方左派的均貧富、高福利養懶漢、政治正確等,在日本難有市場。雖然日本也有左派(甚至共產黨),但他們就是很難拿到多數選票。為什麼?就是因為日本人,東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更加務實,秉承勤勞致富的最基本的生活原則(而不是左派的烏托邦平等幻想),更推崇常識和常理(而不是左翼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而且,由於日本沒有被其他國家侵略和殖民的歷史,雖然戰敗,但日本人沒有受害者心態,反而產生一種:我們錯了,所以失敗了,必須重新正確地再站起來的健康心態,所以日本國民的整體傾向是推崇常識的右翼保守派,而不是被壓迫者容易傾向的左翼甚至共產黨。

即使曾被日本殖民、左傾勢力遠大過日本的南韓,雖然在結束威權時代之後,有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等三屆左翼政府執政(很可能是對威權時代的反彈所致),後來就一直是保守派執政,李明博執政五年,現在是朴槿惠。南韓還有個「南北韓統一」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左右派的正常競爭。如果沒有這個因素,左派的力量更難成大氣候。

新加坡的情況尤其突出,那就是反對黨非常左傾,他們的政策理念根本無法得到選民的認同。如果李光耀們完全放開新聞自由和正常選舉,反對黨也會一敗塗地。因為新加坡的反對黨比日本、南韓的左翼更左,更難贏得人心。

這就是為什麼新加坡獨立後這半個世紀中,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在每次國會大選中都獲得壓倒性勝利,幾乎囊括所有席位。雖然李光耀們被批評通過劃分選區,政策支票,甚至用誹謗官司等打壓競選對手(這都是事實),但最根本的,我認為是新加坡的反對黨過於左傾、不得人心的問題;他們的均貧富的社會主義政策,包括親中國,強調母語中文,甚至反美情緒等,這些在新加坡都難以得到中產階級的歡迎。新加坡是城市國家,沒有農村、農民,也很少真正的窮人。所以反對黨使用發動窮人那種思路的社會主義路線難有市場。上次(2011)新加坡大選,徐順全領導的反對黨(民主黨)只拿到4.83%的選票,連半成都不到。現在新加坡最大反對黨是工人黨,更加左傾。於是新加坡政治出現這樣的奇觀:反對黨選不上國會議員。最後李光耀們覺得這樣不好看,硬是通過法律,決定給反對黨保障名額。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國家,有這種政治安排。

隨著李光耀的去世,也可以對「新加坡模式」蓋棺論定:這個模式不可取!因為明顯的事實是,實行民主政治(並自由經濟),照樣可以達到新加坡那種富有,而且有新聞自由的保障,政治會更穩定清廉。日本就是如此(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全球七大工業國家也都如此。所以「新加坡模式」無法出口,它只是威權者的一個口號。

雖然李光耀走了,但如果新加坡的反對黨繼續他們的極左路線,那他們當選執政的希望仍非常渺茫。新加坡政治變化的唯一可能,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內部裂變,像長期執政的日本自民黨那樣,從內部分出一個新的政黨。

事實上這種可能現就有了。龐大政治家族的「老爺子」走了,下面的兒孫媳婦和嫡系們,就可能因利益分配,權力爭奪,或理念分歧等,而發生分裂。前一段美國的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衛寫了篇文章,說中國共產黨的「結局」(endgame)已開始。其實這個預言也可借用到新加坡。李光耀的去世,預示著「李氏家族」統治結束的開始和「新加坡模式」的末世。

2015325日於美國

——「自由亞洲電台」(RFA)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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