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台灣獨立不能盼自中國的民主化

論台灣獨立不能盼自中國的民主化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 楊徽之

台灣應當作為一主權獨立，而且不屬於中國的國家，這幾乎已是當前全台灣人民的共識。但在此共識背後筆者想探討一個長期被神化的問題，即民主化後的中國是否是台灣人可接受的選項？

這問題迄自筆者觀察到無論是台灣與香港的青壯輩，在他們少年時代被六四事件期間所激發出的政治狂熱，幾乎可視為台灣史上最接近與中國統一的時刻。當時不分黨外或黨營的報刊雜誌以及各大電視台，全以支持六四青年的民主抗爭為主。就偏黨外媒體而言，當然是為了支持中國青年民主與抗爭的精神；偏國民黨的媒體則是基於大中國國族認同以及反共意識形態而支持六四。我們可以自後來李登輝政府的國統綱領看出，要是中國果真在蘇東波熱潮後建立後共產的民主政體，台灣極具有被統一的可能性。

我們都知道，在六四失敗後，如王丹、吾爾開希等學運運動者流亡台灣，則繼續沿用著左翼統一的政治論述，在台灣講學或投身政黨選戰，作為該種意識形態政治社群，持續維持其影響力的政治活動。頭幾年還可因他們的六四光環遊藝於政論節目及報紙專欄上。但隨著台灣主體意識的日益強化在三一八到達高峰，這類論述也就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現在在校園中，只剩中國學生對他們稍有興趣了。

除了王、吾之外，自中國流亡海外的異議者亦多有這樣傾向。而這種「與民主的中國統一」的情懷也曾經是不少在1949流亡到台灣的外省族群在中國故鄉與異地台灣間個人處境在思想上的排遣出路。然而在這論述以下，衍生出一變體論點：即我們可在民主化的中國政體中尋求民主程序的獨立公投，這是否可行呢？而在三一八運動後，就被沖洗清潔了呢？筆者不以為然。這也是本文欲探討之要點。

首先，中國概念的建立即有文化與政治兩個密不可分的面向。民主統一派之立論基礎即在「民主為最佳政體」與大中華認同上。而前述的變體假設者，也就是認為民主的北京政府會因其民主的意識形態，打消武力干預台灣獨立公投的人，則相對具有台灣主體意識的左派。然後認為民主是所有政治政體中最好的政治模式，且懷抱左派傳統的「工人無國界」理念者，認為從中共極權政府手上奪回投票權有助於中國選民在政治選擇上持理性觀點，且協助中國民主化亦不失為台灣為世界抗爭史盡一份力。兩種觀點的共同點在於：都先假設了中共無論在國力、經濟規模、海峽作戰的能力都已是台灣遠遠不及，而在國族認同上有所差異也。

我們可以了解，這兩類論點之所以在輿論界有市場，即是仗著國人被中共長期對台的文攻武嚇之恐懼而來。既然國民黨在民主的浪潮重擊下，被迫放棄反攻大陸的神話，中共也許也會因民主化而不再以武力要脅台灣吧？

然而，這兩論點的都建立在對一個民主履歷上前科累累的極權國家會自動自發地建立自由民主國的空想上。確實，他們可以說這是權衡政治現實所提出的建議。但他們沒說的是，這兩者亦有不切實際的一面。

最大的盲點莫過於，他們所權衡的現實僅止於目前的中國，並不適用於未來中國政治局勢。我們不能忘記，納粹擴張前的德國還是以民主著稱的威瑪憲法政府執政。欠缺法治、不重人權的中國在民主化後持續在政治舞台上出現延續威權色彩的強人並非不可能的事。依筆者之見，中國至少在最近二十年是難以步上民主正軌的。

的確，這樣的觀點有部分說服力。例如中國紅色供應鏈之滲透、中共武力對台恐嚇手段即是。因此筆者認為獨派論述和證見上，應以培植本土經濟與國防為對策。但話說回來，以台商在中國沿海的經濟實力，縱使明天中國切斷與台之經濟關係，可能也會是彼傷八百，自損一千的失策。中國亦知此作為不會對其在對台戰略上有太大的好處。

筆者之所以不認為三一八後的中國情結就此消退的理由有二。第一，該運動的年齡層還是限縮於青年世代，其餘年齡者不少依然懷有三民主義史觀的情結，也就是「實踐國父遺教」作為復興中華民國的妄想。如當今最大在野黨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洪秀柱即為此類思想之代表。其次，三一八運動的本質是自由民主大於台灣國族的運動。例如連懷有大中國情結的王丹、余英時先生都投入支持，顯見這兩股勢力雖都參與，但相互間並無發生排斥。雖有改變壯年輩以上的政治選擇，但並未有明顯的比率扭轉。

結語

因此，筆者以為，台灣的獨立運動還在持續。我輩固然應當時時關注國際情勢當機立斷，但不可囿於周邊國家之為而無所為。尤其是期盼中國的民主能對獨立運動有半分的幫助，無異緣木求魚。近年香港獨派屢為「左膠」扯後腿，乃在立法會、特首選舉失利，即為台灣不可不察之例。

民主的價值奠基於人民對於國家有施展國家暴力的警覺。中國自古到今，只有政客擁槍奪權，從未有人民革命起義。我們可以歸咎於中國人民在威權體制下沒有規範國家權力才能保障自我權利的人權概念。很自然地，就算明年中國真的民主化了，我們很難不保證政治舞台上跳出一兩個煽動家，向中國人宣稱自古台灣為中國領土的妖言，以挑動台海危機，賺取其政治資本。所以民主的中國也許在現階段可以做為鬆化中共集權的反制武器，但絕非台灣獨立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