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脫亞入歐」的對與錯
曹長青
日本天皇最近表示，他本人要退位，預示可能結束天皇制度。這標誌著日本完全憲政民主，即使虛位的皇室也要廢除。
天皇權威的極大確立是在日本明治維新期間。1860年後歷時20年的明治維新運動對近代日本具有重大影響：一是結束了舊體制，長達六百多年的地方武士割據（幕府制度）被終止。經過近千年的虛君，天皇重獲絕對權威，建立了日本近代第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二是提出了新思想「脫亞入歐」，脫離以中國儒家為核心的亞洲守舊體系，進入歐洲的創新改革之路，學習西方富國強兵，從而使日本成為現代化國家。
在明治維新的改革中，政治家伊藤博文（首位日本首相）和思想家福澤諭吉都起到重要作用。他們都主張變革，促使日本走出亞洲，成為工業強國。
伊藤博文支持中國改革
作為日本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起草了憲法，被稱為憲法之父。日本憲法第一條就規定天皇統治日本，從而結束地方軍閥（武士）割據狀態，使日本成為統一管理的國家。第四條則規定「天皇要根據憲法履行權力」，等於確立了君主立憲制。
伊藤博文不僅在日本極力促進變革，也支持中國（清朝）發生這種變化。他曾去北京面見光緒皇帝，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等革新派。他的主要想法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而成為現代國家；用他的話說，由原來的茅草屋變成石頭房。而中國仍是茅草房，一旦失火，會殃及日本。所以他希望中國也改革，成為石頭房。但他面見光緒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就囚禁了光緒，並追捕康、梁們。可能是慈禧太后聽到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見了光緒，越發擔心日本革新力量與中國的光緒、康梁們聯手，清王朝的舊勢力更會受到威脅。
當時梁啟超等逃到了北京的駐日使館。但使館沒有得到東京的指示，不知怎樣處理。當時正在北京的伊藤博文當機立斷，主張營救，並明言，梁啟超「如至日本，由我來照顧他。梁這位青年對中國來說，實在是寶貴的人物。」由此才有梁啟超逃亡日本，躲過一劫。而其他改革六君子等，則被慈禧們斬首處決。
福澤諭吉的「遠交近攻」
跟伊藤博文同時代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同樣認知到儒家文化的陳舊，西方文明的先進。他創辦了私立慶應大學（跟早稻田大學並列），提出「脫亞入歐」，即日本應脫離亞洲體系，告別中國儒家文化，包括佛教等，走向西方。日本在明治維新期間，知識分子疾呼拒絕儒家和佛教，堅決到要拆毀佛教寺廟、遣散和尚的地步。福澤渝吉甚至提出「絕交論」，即跟中華文化絕交，跟西方文明接軌。
福澤諭吉對日本的現代化起到重要作用。日本人對他尊崇到這種程度：把他的頭像印在了面值一萬元的日幣上。題外話：中國人民幣上印的是毛澤東，台灣是蔣介石等。日本人更看重思想，而華人則仰望權力者。
福澤諭吉的思想不僅影響了日本，對中國人也有啟迪。在他提出「脫亞入歐」半個世紀後，中國的思想家魯迅指出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反人性（線裝書字縫裡寫著兩個字：吃人）。中國文化界的領軍人物胡適則提出「全盤西化」。一個激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一個強烈主張中國要學習西方。但這種認知比福澤渝吉晚了五十年！這也是中國比日本的現代化起步晚，並至今在社會制度、道德水準和整體經濟水平等多方面落後於日本的原因之一。
日本找錯「老師」的代價
但日本的明治維新有對有錯。「脫亞」是對的，「入歐」卻錯了；錯在把德國、法國的思想模式和體制當作了樣板，找錯了老師。日本後來發生侵略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跟納粹德國等結盟成軸心國的情形，跟明治維新找錯樣板有直接關係。也就是說，是明治維新中錯誤的一面孕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後果。因為日本當年找的老師德國和法國，其思想領域、文化傳統中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傾向，而不是英美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不是把個體自由和個人權利視為最高價值。
當時德國的帝國主義心態和極端民族主義思想頗被日本知識精英們接受，把它當作是歐洲文明。而日本又正在那個時代把天皇推崇到絕對權威的地位，再加上宣揚武士道精神（群體主義意識，和狂熱宗教情懷結合），就給後來的日本軍國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文化氛圍。
拿中國做例子，更可看出德、法兩國群體主義思維的危害。他們的思想先毒化了俄國和日本，最後使中國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最損害中國的是日本和俄國。中國八年抗戰（抵抗日本侵略）時間並不是很長，但結果慘重，導致共產黨勢力坐大，在中國建立共產政權，至今半個多世紀，導致無可估量的生命和個人幸福的損失。在全球共產主義崩潰的今天，中國仍是共產專制，這是日本當年侵華造成的最大後遺症。追其源頭，就是日本明治維新學習了德國和法國，而不是英國和美國。
法國開近代暴力的先河
眾所周知，法國是近代暴力的濫觴。法國大革命以群體名義濫殺無辜，並發明了被托爾斯泰稱之最醜陋殘忍的「斷頭台」。法國大革命和隨後拿破崙的武力征伐殺戮，是現代共產暴力的先河（樣板）。列寧就曾說，蘇維埃是法國大革命的繼續。
而德國這一個國家就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可見在德意志傳統中，有深厚的國家主義和民族狂熱等基因。不要忘記，希特勒是靠選舉上台的，他曾受到德國人的萬眾歡呼，被當作彌賽亞一樣崇拜。
法國和德國的這種傳統都跟兩國知識分子有關。法國的盧梭們，德國的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們的理論，都促使和強化了群體主義、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他們跟英國的洛克（提出個人三大權利）、亞當斯密（自由經濟理論之父），美國的傑弗遜（起草獨立宣言時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權利說）等相比，是群體主義/國家主義意識跟人類自由權利思想的兩端。
於是，深受法、德影響的日本知識分子，尤其是在明治維新時代，種下了後來軍國主義（反個人主義思想的極端）的惡果。
共產蘇聯的全面「入侵」
跟日本對中國造成的禍害相比，俄國更是從思想到文化全面「入侵」、徹底占領，而且至今還繼續在中國作惡。日本入侵給中共提供的是坐大的機會。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共產思想，基本都是從俄國來的。所謂俄國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而俄國的共產思想，主要源頭還是法國和德國。
在列寧的十月革命之前，俄國知識分子中就已普遍有均貧富、平等至上（而不是個人權利和自由）、盲目贊美農民等傾向。當時俄國的兩大派知識分子（守舊派和親西方派）大同小異。守舊派強調斯拉夫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代表，其實質是民族主義），西化派推崇的是西方左派的社會主義思潮（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為代表，本質是剝奪個人權利）。這兩大派的代表性人物們，很多都會法語和德語。這是當時俄國知識人的時尚。於是他們從法國和德國的文化思想中吸取了群體主義思維，為後來的共產革命提供了思想溫床。
日本為明治維新找錯老師導致的軍國主義付出了慘敗的巨大代價。但在被美國打敗、接管、指導下，壞事變好事，日本順利地走了一條健康的民主體制的道路，帶來了70多年的和平、自由、繁榮和整個社會的理性。
今天的日本，在民主體制、經濟繁榮、社會文明、個人道德等諸多方面都是亞洲國家的樣板。所以，對華人世界來說，無論是已經民主的台灣，還是專制的中國，今後的方向，應該從日本那裡得到教訓和經驗，朝向英美的方向，把保護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作為思想理論的基石。在這個前提下，真正的民主體制才可能產生。
——原載台灣《看》雜誌2016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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