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亞洲革命熱點的再思考(二)

香港作為亞洲革命熱點的再思考(二)

楊徽之

延續上周議題。在其成為革命熱點之前，我們應該全面普查其社會體質，並從中分析其弱點和歷史緣故，作為理論的鋪陳。

香港社會的特質在於其移民性格強烈。事實上，目前六百五十萬香港居民有三分之一到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及後生晚輩在1949年後才從中國撥遷至港，社會文化上不易出現如台灣或日本有縱橫政商兩界三百年來以土地乃至農、礦業致富的傳統地主集團。香港多為洋行或港口運輸，房地產(如李嘉誠的和記黃埔)與銀行業(英人帶來的匯豐)則是上個世紀下半才興起的，同樣都是人資替代和資金流動極快的新興產業。

就是因為淺碟型經濟結構的緣故，讓香港極易受外來強勢經濟體入侵，且在面對國際市場波動時，更常作為首當其衝的對象。

這套市場機制下，最適合具有移民投機性格的人生存，使香港難以出現根深蒂固的本土認同。在遭遇危難的時候，這些承平時期呼風喚雨的經濟強人就會選擇危邦不居的心態移民逃難去了。蓋社會性使然也。

政治性的因素上，殖民政府對港人的參政，也都是以幾任開明港督逐步開放下才有的變革。在二戰前，華人在政治結構上幾乎只能限縮在低級職員。除了因為英國一向在殖民與外交政策上都是以保守和現實性為考量的原因外，華人在政治上的參與很長一段時間僅限於慈善團體(如醫院或潔淨局)。再加上移民的投機性格，讓香港理念型政治人物難以出線。即使有，也常見進入體制就被體制化的案例。

但我們不能否認移民社會在共同歷史記憶、語言文化的營造下，漸使香港人有了在地自覺，也構成了香港分離主義的理論基礎。但若因此讓不少人有種誤會，以為中共在處裡中港關係上可以如當年鄧江時期說好的五十年不變，中共恪守政治多元主義，也許現在港人的民怨將不那麼深。這見解筆者不以為然。我的理由是，極權統治的中共，肯定會意識到一個法外治地在政治協調性上的波及，往往會使政治運作僵硬的政體出現結構性龜裂。試想，中共有可能放任一個會醞釀出分離主義的地區在自己所建構的國族區域裡自由發展嗎？(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