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為亞洲革命熱點的再思考(三)
中國文化大學 楊徽之
香港社運的另一不利在於:一旦立足點對參與者來說只有道德兩字的社會運動,沒有更多足以打動他們聲援的運動的理由時,勢將難以長久。但若無法在此基礎上協商與說服,導致同人間、路線間互鬥,更將導致自亂陣腳。我們都知道,從長遠來看,中產階級與中下階層的長久利益是不一致的。取得民族主義而抗爭上,又有更多歷史之故。
在司徒華、李柱銘等民主黨元老進行民主抗爭的年代,港人為對抗港英政府,社運者時常需結交共產黨與己所友,抗爭的主調也訴諸以身分與語言區別敵我,以挑動國族主義情緒,如在抗爭語彙的使用上強調與資本主義、帝國的對抗。
左派作為一激進的政治主張群體,固然在理念上得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支持者,然而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路線最終勢必決裂。理由是,民族主義是一帶有排外色彩的偏右翼論述,與左翼的普世大同顯有出入。
而在歷史的巨輪使大英帝國崩潰以後,某種程度上使早期具中國情結的香港左派(如曾鈺成那輩)得到他們的最後勝果。而且,以民建聯為首的親共政黨,依然運用著殖民政府時代即在運動的體制外社團,建立政治人派網絡,並打造有利於己的小圈圈選舉,讓民建聯、新民黨、愛港力等左翼政黨、社團能持續佔據住左派在香港的話語權,使青年政治改革者在主流派系、動員對象、抗爭議題都需要重新在本世紀摸索起,因為個別勢力有多重方向,導致內鬥、政爭使局勢混亂、不穩且劇烈。
近幾年,以中產階級為主要支持對象的傳統泛民在論述上已再難擴張與滿足當前局勢。在社會情況趨向尖銳與中共打壓日漸後,主張勇武抗爭的本土民主前線、永續基本法的熱普城、高舉獨立大旗的民族黨,接連發展出左傾的論述與行動方案。
結論
香港未來情況仍然難以釐清,筆者不如當前部分評論筆調那樣悲觀以對 (如去年金像獎名片”十年”)。相反的,每次的衝撞與運動都在在使以城市為政治體的香港公民性得到培養的機會。這樣的情景正如八零年代韓國與台灣一般,就民主發展而言是非常好的經驗。
然而,顧慮到這條路前景的坎坷。畢竟他們遇到的對手中共政權是比國民黨政權更不可理喻、成天以跨境綁票淫威做勢、以國家暴力棍打百姓為樂的惡質政權。這將令他們的政治工作者在處境上更為艱困。
筆者以為台灣人應當從香港政局感到更加警惕才是,甚至在未來在操作上進一步將香港作為台灣防共的更前線,讓台灣成為香港反共的有利後援,使台港能在友好的基礎上共創民主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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