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見東亞史的課綱編制導向(一)

樂見東亞史的課綱編制導向(一)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楊徽之

今日見報，未來歷史教學課綱中的中國史，將導入東亞史的脈絡，並會在歷史教科書的教學上，以問題輔導教學。筆者就自身的史學知識來看，這方向相當值得激賞的評價。此改革方向除了與當前歷史學界的研究潮流接軌。也有助於跳脫過去中華民族史觀所狹隘現代人對歷史看法的弊病。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交稿前，方卸任國民黨黨主席的洪秀柱女士在其粉絲專頁表達了對課綱變革方向的抗議，據其稱：

「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草案」曝光，竟將本國史放入東亞脈絡討論，這樣的歷史課綱，無疑是蔡英文政府透過教育「去中國化」，透過教育改變史觀，進一步改變下一代認同的手段，我無法苟同。」

並指出:「歷史教育的意義，很重要的一環是必須記住我們從哪裡來，也讓下一代清楚的認識自己國家的故事。…….今天民進黨意欲將中國歷史併入東亞歷史，試問中華民國歷史是否也要併入東亞史教授？」

筆者認為洪女士可能誤解了，而且這類的誤解在歷史學的討論中是相當危險的。我指的是，這樣的言論違背了學界治學的原則。在此我們可以分兩個層次討論這問題；一、東亞史是否就等同於台灣民族主義史觀，以及就會把中華民國從歷史上肢解抹煞呢？二、從洪女士之言看來，她已將歷史教育的內容當作國族認同的灌輸素材，但這是合理的嗎？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目前東亞史的討論實已是歷史學界關切已久的領域。「東亞交流文化圈」的概念早在上世紀初即有日本京都學派從事「東洋史」研究時就已初步雛型，但礙於日本單一民族的史觀未能如今日充分。到了當代，各國目前較有名的有由臺大黃俊傑教授所領導的東亞文明研究團隊、日本小島毅教授的寧波計畫團隊，中國更不用說，無論是南開、廈門、嶺南諸名校大學等，都有對從社會、思想與海洋史出發的東亞史論述，都在近二十年裡有突飛猛進的學術成績。最大的成就是，從過去大陸國家的視角中隱晦的一面發現了東亞特質與跨越今日國界的各政治體(在十九世紀前，現代國家概念還未傳入東亞，故在此用政治體一詞)在個別地理空間中的特殊與共同特質。並扁平化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超克了過去常以我族的觀點論史的弊病。

舉例而言，黃俊傑教授從丁茶山、朱舜水儒學的研究成果裡，我們可以看見東亞文化在哲學上的多面性互動。高明士教授藉天下秩序觀研究，了解到朝貢體系裡中原王朝實有作為東亞文明火炬的中心地位。剖析東亞文化的內涵中，如果得站在東亞這一宏觀的高度上，即能透析東亞特色的機能活性。

筆者以為，將課綱轉向東亞的方向，並不能代表走向台獨史觀。就台灣民族主義者而言，台獨史觀普稱為台島史觀，是以台灣島為我族中心來做為判定敵我的世界觀的歷史觀點。既然限定了我類主體，內容題材也就會略過台島現有國界之外的地方。此有異於東亞史觀注重小至村落社群大至文化政體在東亞大陸上的互動。在這歷史視野下，中國這一國家的概念確實被低抑了。但中華文化這一人類歷史上珍貴的文化遺產的價值卻得到重新被評估的機會。是以筆者以為東亞史不應輕易類比為台獨史觀。

東亞是古代即有的地理條件。中國或本國(甚至台灣作為國家這一政治選擇)則是在近代的政治流變才成形的概念。這當中的討論當然不會遺漏中華民國，但他的確該在討論上被考量入更多有異於往的歷史因素。例如在中華民國的創建中，不可在有如過去把孫文一人視作國父一般的推崇，而對國際局勢與政治現實在歷史思考中缺席。

第二個問題，關於將歷史當作國族的灌輸這一問題。先從歷史教育的目的開始講起好了。筆者以為歷史教育有其消極與積極的目的；或者講明白點，工具性與哲學性的目的。積極面上，歷史教育是一種「常識」教育。我們可以想見，教育必須有其當代性，它必須要扣緊時代的動脈，因此我們希望一個接受現代教育的受教者，是要具有普遍而明斷了解當代世界的能力。這時，了解建構當代的歷史性因素，則就由歷史教育達成。就「常識」這消極方面，受教對象應具有大量歷史知識，輔其個人涵養。而在積極方面，則是我們希望受教者能有歷史性思考時所具有的問題意識，在積極方面，歷史教育所希望賦予受教者的就不再是對歷史知識的熟捻，而是希望受教者藉由身處在歷史的宏觀高度，體會到自身在時空中的意義，進而從個人出發，尋求每一個單一歷史事件背後的因源與後續影響。建構受教者成為一獨立思想、眼界健全普視的個體就是這階段的目的。這時我們才能期待，受教者經過了歷史教育後，在對事件及行動的評價上是能具有超然、理智、具求知欲的原則。才堪作為一個具有現代世界特質的公民。能滿足這樣要求的教育，才做為合理與理想的教育。

其次則略談學界動態。基本上，擴張歷史研究的視域一向是學界贊同的方向。上個世紀，梁啟超提倡不應只將歷史限縮在君王皇室家譜，而應將眼界擴張到民族國家史。對五四以後的學界發展有極大的貢獻。

到了當代，學界開始注意到，光是將歷史從皇室的觀點拉到民族還是有其弊病。尤其在古代東亞的歷史論述中，各政治體、文化圈用單一民族來概括勢必將走至瓶頸。用今日單一民族的觀點，來從事「我/他」者之別，這樣的史觀在史料挑選、下筆上都會造成古今不分的偏差，進而導致歷史失真。除此之外，也是因為當代學界已經了解到歷史是時間裡的科學，考驗史家的是對每個歷史時段的事件剖析、輪廓的掌握。理論上，客觀的歷史沒有終結點，不該出現某個主體作為歷史的目的。

但民族主義式史觀下則不然，事實上，它與上述兩種歷史教育目的打從基底相違背。為了合理化及標榜當今民族所建構出國家的統治集團的正當性。往往用溢美自己，型塑敵人為手段。用這種方法達到共同體的自我認同。

因此，民族主義史觀的歷史，是一種以「現下」為目的的史觀。在相當多案例中，政治力就是運用這個空隙介入歷史撰寫的。使本該做為客觀研究性質的歷史成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歷史具有多面向與不可逆性；前面指的是史事浩繁，同一時間斷面上，可以有無數種史料和多種解釋觀點，後者則是指歷史是存在於時間的過去，當世的我們除了搭時光機回去之外，將無法改變事實，使變動性僅限於解釋一面(這邊先不列入偽造史料的問題)。這兩個屬性，導致過去(甚至今天)有異心的政治人士會從中尋求從歷史中找到有利於其政治目的的解釋。因為既然歷史錯綜複雜，藉由建構一個「我者」為中心的歷史來由論帶史，形成一有既定意識在拼裝有利於己的史觀。先不提這壓縮了史家在發揮其史才的解釋空間的缺點，光是未經專業訓練的受教者(通常是學生)為之影響，在歷史思考上也跟著做出有特定意識型態的評斷，後果就已違背歷史教育的初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