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看台〉 一顆難以忘懷的台灣心

〈洛杉磯看台〉

一顆難以忘懷的台灣心

廖清山

拙文「拼了吧！」發表以後，有朋友或打電話，或發送e-mails，表達他們對賴清德接任閣揆的疑慮，特別不加掩飾的展露不喜他那種「親中愛台」的說法。這一點，他們是很在意的。

本來從事政治工作的人，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必然會受到檢驗和監督。這很正常，所以他們無法不扛起責任。錯了，肯定要修正；被誤會了，只有更加講清楚說明白。

針對「親中愛台」，賴清德曾經解釋，他就是要設立平台，以台灣為核心，向中國伸出友誼的雙手。日前特別再一次鄭重宣示，「我主張台灣獨立的立場沒有任何改變」，鮮明的台獨色彩並未消減。近日談到李明哲，他更公開指出，「中國以不為人所接受的審判程序，讓李明哲『被認罪』，令人遺憾」。直接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與過去政治人物慣用「大陸」、「對岸」，大異其趣。最新民調，蔡英文聲望急速竄升16.6%，不知是否與此有關？希望賴清德能堅持信念，永遠和台灣人站在一起。

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放棄檢驗和監督，時時事事都要關心。畢竟放任「別人」左右或歪曲我們的意志，受創最大的，就是我們本身。

而在給我e-mail的朋友當中，有一位於我的人生經歷中間，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

故事要拉回1966年，夏天的美國舊金山市。

那是一個關於性，毒品和談論革命的時代。許多年輕一代的美國人，對美國社會制度、道德準則、價值觀念、傳統藝術形式，甚至基督教教義都產生了懷疑。他們不修邊幅、蓬頭垢面。一群人聚集於公寓或地下室，一邊談論社會文學藝術，一邊吸大麻、酗酒、男女合歡。有時在酒吧、咖啡館吟詠自創的詩，表演自創的音樂。有時也裸身在山林曠野，自然樂趣中尋求心靈慰藉。

嬉皮士，Hippies，沒有錯，他們就是。

我曾為了好奇，有幾次和同學到Haight-Ashbury，嬉皮士最活躍的地區。在那裡一間Coffee shop遇見一群人，其中有個長髪白種男孩，知道我曾經留日，問我是否聽說過禪（zen）、莊子？我回以，聽說過禪，但不知其內涵；莊子則是讀過一些文章，懂一點皮毛。結果被他們圍繞着，談了一個下午。發現他們懂得的，還真不少。除了老子的道德經，連莊周夢蝶都知道，讓我大感驚奇。不過因為不喜他們那種生活方式，後來除了帶外地來的朋友參觀，很少再去。

當時除了工作，當然也會和台灣來的留學生往還。我們在一起的話題，大部分是盤算如何在美國落地生根，拿綠卡、嫁娶生小孩；有人關心台灣前途，認為台灣必須獨立建國；也有一些打算唸完書回台灣發展的人，破口大駡主張台獨的人神經病、野心家。

我出生時，「算是」日本人；二次戰後，短期間「算是」中國人。1947年二二八故鄉名人湯德章被害，我由悲傷到憤怒，決心一輩子堂堂正正的當個台灣人。從此，身分定調。不管拿什麼護照，使用那一種語言，我就是台灣人。

1963年到了日本，經由朋友的介紹，找上台灣獨立同志社。該組織出版雜誌，我也寫了一些漢字文章（內容以日文為主）。雜誌資金大部分由邱永漢負責，但寄發的郵資、多印刊物，在在需要錢，我把出國前三妹和朋友送給我的兩條金項鍊捐出了。1964年奧運期間，我與朋友到各旅社分送宣傳品，並且向台灣旅客宣揚台獨理念。

1965年轉到美國舊金山，大部分時間都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

當時認識出版《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作者葛超智，他除了簽名送我該書，也希望我幫他尋找一些日文、漢文的資料，準備書寫下一本書。那一段時間，我們往來頻繁，我到柏克萊找朋友，常常順道去看他；他若到舊金山，也必定到我在唐人街租賃的小房間一訪。有時他和朋友聚餐，喝多了酒，也會到我那裡稍事休息。

張燦鍙和賴文雄在進行自由長征活動抵達舊金山時，找上我。除了留下一些宣傳刊物譬如《台灣青年》等，要我派發，更希望我們能够一起打拼。此後五十年，我們的確成為莫逆，除了為組織募款、找人、寫文章，他若遇到難解的問題，也會找我商量、討論。但一般情形，我從事的都是屬於基層，也就是一些打雜，沒有人想做的工作。

來往的同鄉之間，也有一些比較衝，講話不是很好聽的，我向來看得很開，一笑帶過。畢竟人各有志，參與獨立運動，搞不好恐怕要殺頭、送火燒島（後人稱之為綠島）。我若多說一句，不啻強人所難，只好尊重他們的選擇，不去抬槓。

有一天，遇到三個同住一屋，短期間需要打工的台灣留學生。閒聊時，發現他們有濃厚，熱愛台灣的情操，對台獨理念的認知，比一般同鄉深刻。特別是其中兩個，H和C，能言善道，說的真是頭頭是道，好像他們早就參加運動，根本就是如假包換的獨立志士。另外一個只是在旁默默静聽，不發一語。也可能是他那種淡定泊然的性格，一時沒有記住他的名字，後來連長相都忘了。

交談時，我提議，哪個深夜到唐人街張貼標語。經過他們同意並設定時間之後，我買到色紙，裁成長條，以毛筆寫上「打倒蔣政權」、「台灣獨立萬歲」、「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等。並且以麵粉和水加熱攪拌，冷卻以後就是可用以張貼的漿糊。

約定的時辰一到，我興沖沖的帶上標語和工具上他們家。抵達時，H面有難色地說，他感冒了，無法參加。我楞了一下，沒說什麼。

我帶著另外兩個，前往張貼，不過為了安全，請C留點距離把風。不成想，一個街位都沒有走到底，工作剛開始進行，C說太累了，他想回去睡覺。

都開口說要回去了，我根本無法拉住他，不讓走。但心裡暗自嘀咕，二十幾歲的大好青年，走幾步路就喊累，也未免太不可思議。一邊更擔心剩下來的唯一同伴，會不會跟着「罷工」？幸虧他一路陪着我，和我一起完成所有工程。

沒有多久，這三位同鄉離開舊金山，唸書去了。我也搬到南加州，展開生活的新頁。

在這新地方，我又交到另外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把獨立運動當成專業，一般人認定資以養家糊口的「工作」，只能算是副業。似乎我的許多朋友，都有類似的態度和經歷（時至今日，還有人把丈夫給的大筆零用錢，拿來從事運動，也在經濟方面幫助從事運動的人；也有事業家把辛苦所得，分出一部分，僱用專業人員經營網站，替台灣人發聲）。

一般運動的對象，除了海外、島內台灣人、也有當地政要，譬如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聯邦眾議員索拉玆等。另外也以不同的筆名向台灣島內各種刊物投稿，有些得到刊出，有些則如石沈大海，沒有下文。

《台灣文藝》革新號第十七期登載我的短篇小說「結局」，寫的是一個來自台灣，父母都是中國東北人的女孩子在舊金山遇見一個年輕中國人醫生。經由戀愛、結婚，彼此之間漸漸發現生活習慣、思想觀念竟有很大的差異。「當立華說她小氣時，她不覺得他是大方的；當立華說她低俗時，她不覺得他是高雅的；當立華說她愚昧時，她不覺得他是聰明的。」特別叫她忍受不了的，對方動不動就會抛出「你們台灣人就是土」、「台灣是男人的天國，日本男人成群結隊的往台灣這個天國跑……妳是那裡來的，總不該叫我失望吧！」視「台灣人」的太太如無物。

經過解釋、抗議甚至妥協，不斷的努力和掙扎，不得已之下最終只有選擇離婚一途。女主角在分開當下，突然發現久已迷失的自己，不禁輕快的舒了一口氣，「哼！台灣人有什麼不好？我就是台灣人！」

後來《台灣文藝》社長鍾肇政到我家做客時，告訴我一個祕密。他說當日處理拙稿時，他人在日本，否則他可能不敢採用，「太冒險了！」他補了一句。對照「太陽花」的孩子，或許他們會嗤之以鼻，覺得這又有什麼？但在三十多年前那個年代，我認為那還真是一個「突破」。

但運氣並不都是稱心如意。

《文學台灣》雜誌社發行人鄭炯明便曾揭露過，「我們創辦的《文學界》，有一期因旅美作家廖清山寫的小說〈隔絕〉，其中一段涉及蔣經國請人吃飯，事後傳出有不樂之捐情事上了報，自稱調查局的人打電話問廖氏何許人也，回答只是投稿的作者，其他無所了解。後來驚動高雄市政府新聞處，要求主編刪掉那一段。 」

漸漸的，台灣政治環境改變。關心、參與台灣事務的人愈來愈多，我能做的事相對減少。

十多年前，我從「副業」退了下來（美國一般是65歲退休，我又多做了一段時間），平時除了讀書寫作，常常也會想起過往人與事的點點滴滴。那年夏天，舊金山很少開口說話的「第三男」，有幾次出現在我腦海。我有點懊悔當日太不會做人，只因對H和C不滿，人家「第三男」非親非故，深夜裡却陪我做一件「危險」的工作，事後我竟連一句感激的話都沒說，太不應該了。不行不行，我非得找到這個人，有生之年一定要向他親口致謝。

奈何不知其名，不知道他的模樣長什麼樣子，怎麼找？真煩人。

試了幾次，去夏想起住在北加州的蘇松茂。我常笑說他是地頭蛇，朋友就是多，他很可能幫得上忙。

在電話中交談幾句，他馬上說，「知道知道，那個人叫許村源。我這裡有他的電話，你要不要？」

要，當然要。——怎麼能够不要？只是沒想到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拿到電話號碼，即刻開心的打給也是住在南加州的許村源。接通，報上姓名以後，對方熱情的說，「哎呀，我一直記住你這個朋友，想不到能够接到你的電話。許多年了，——差不多五十年了吧？」

聽他這麽一說，確定認對了人。我隨即為那年夏夜他幫我忙，開口致謝。

「沒有，沒有，我沒有貼過標語。一定是你記錯了。」他却忙着否認。

「記錯的應該是你。」說罷，我把那一段「被遺忘的故事」詳述一番，幫助他回憶往事。

想不到故事都沒有說完，他在電話的彼方哈哈大笑。

「你講的故事，我聽說過。和你出去的是高☆◇，是他親口告訴我的。」他一口咬定，記錯的，反倒是我。

我霍然失去自信，甚至不敢確定他所說的高☆◇就是我要找的人。尤其是本來沒有聽清楚那名字，後來還是慎重的問出他叫高銘益，同時也拿到電話號碼，知道他住在美東。

掛上電話前，好奇的詢問許村源，為什麼他會「一直」記得我？他說，有一天打工回家，突然感到腿痛不好走路，是我帶他到W先生那裡針灸。去了幾次以後終於治好，他當然記得我，也很感謝W先生。

W和蘇松茂都是我的摯友，他們兩對夫婦都待我如親弟，對我特別好。

W懂針灸，有幾次帶朋友給他治療，他都不收錢。我提醒他，多少收一點，如此對大家都好。他卻不以為然，淡淡地說，「你一個窮留學生，來往的朋友能有什麼錢？何况他們的事，就是你的事，難道我還收你的錢嗎？」他這麼一說，我自然不再言語。

我隨口問許村源，W有沒有向他收錢？他說，不但沒收錢，還請他吃過幾餐飯。這話再一次讓我深慶得到仗義的朋友。

W和我之間，還有另一則故事。他有許多親朋好友，弟弟一家也在美國。但當他們到律師樓立下生前信託（Living Trust）時，聲明夫婦若離世，獨子到三十歲以前，由我擔任監護人。因為他們夫婦認為，我是他們最值得信任的人，我當然感到莫名的榮幸。更高興的，他們夫婦都能够風光的看到自己的兒子學業有成，又當上某大醫院的外科主任。

這一次找人，不敢再造次。我小心翼翼的接通電話（打幾次，沒人接。後來是高銘益打過來的），先是事務性地問候，輕描淡寫地提起往事，開始故作輕鬆地交談。

才一下子，發現對方人比較內斂，沈穩，話也不是很多。此刻，「過去」突然清晰無比的出現在我記憶中。就是他，沒有錯，就是他。我不再懷疑，馬上鄭重的表達了我的感激之情。

今年二月，乘高銘益來南加州探視女兒之便，我夫婦請他和許村源兩對夫婦到一家海鲜酒家「飲茶」。有幾個人都是頭一次見面，但大家却是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席間我再次面對面地向高銘益致謝。但最高興的，莫過於除了能够一償宿願，不做無禮之人。那個下午，他們也把我帶回五十年前那段美好，無憂無慮、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真好！

高銘益回去東部以後，我們時不時會電話連絡。有一次我問他，當日他為什麼沒有跟著中途變掛？他說看到朋友事先答應，事後却沒有履行諾言，他只能承擔部分責任。其實他不做，根本也沒欠誰；做了，也沒有得到什麼。

會不會在心的深處，有些事讓他覺得非做不可，於是毅然決然地撩落去。只是不想邀功，不想讓人批評愛現，愛出風頭（很奇怪的台灣人，常常愛把勇以任事的人，先貶抑一番再說，害得台灣難得有好領袖），他就沒有表露真意。故意解釋，之所以會去做，純因為代替別人而為，不是出於自願。恰如有許多台灣人默默付出，不求回報。

我的觀察，他們都有一顆台灣心，但為善不欲人知。正好在高銘益身上，我也看到一顆，晶瑩剔透，彌足珍貴。我多年念念不忘，難以忘懷的，原來就是這顆台灣心。

台灣人支持愛德華參選總統的大圓盤「美麗島」

 (廖清山設計製作。1980年，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