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史明回憶錄》

看到《史明回憶錄》

廖清山

史明被台灣媒體塑造成「台灣革命之父」，因此對「台灣」和「革命」過敏的人，大概不會想看《史明回憶錄》。而看到的人，可能對史明有褒，有貶。但對書本身，很難不覺得突兀，甚至百感交集。

翻開第二頁，赫然看到「台灣革命之父」史明像片上面，大剌剌的放着臉部有史明四倍大的「被革命」對象「中華民國總統玉照」。對於「台獨」朋友，很難不連想到台灣退將正襟危坐聽習近平演講，不知道什麼叫武德，忘記什麼是原則。看來何等諷刺。

出現在《回憶錄》的街頭運動的像片，對照許多海外台灣人過去在示威時，有「中國兵仔」或貌似流氓的人打過來（許信良戰友陳昭南曾經越過馬路，打回去）；晚上還會收到莫名其妙的電話說，「找死嗎」？一旦因此上了黑名單，台灣的家人保不定被騷擾。自然對於史明的活動，只覺得有點像迎神賽會，沒有神就造一個「神」拜拜。很難感動人。

幾副名家畫作，若只是「令人賞心悅目，值得品味再三」。那真是沒完沒了，十本書都不够收。

《回憶錄》本身，史明年輕時的回憶頗有文青之風，有其可讀性。第十六章「出逃中國」到第二十三章「返台後的啟蒙工作」，可以看到史明革命身影。其餘從第八到十五，好幾章有關早稻田和中共的部分，特別是第二十四章以後什麼「主義」之類，有興趣的讀者肯定可以從別處找到更詳盡的資料。把這部分當成「回憶」，非常不妥。試想，若因情有獨鍾，牧師的回憶錄收入聖經，作家的回憶錄放進諾貝爾文學獎全集，不覺得奇怪嗎？

有人說史明在海外，曾堅持不放棄武裝鬥爭路線，因而在獨立陣營中被歸類為極左武裝鬥爭派。那時的他宛如荒野裡的一匹孤狼，踽踽獨行在悲壯的革命道路上（《史明回憶錄》編輯周俊男語）。

「歸類為極左派」是史明的個人選擇，但自承比他還左的人也有。

史明訪美時，有所謂「台灣時代」下屬機關「半屏山」成員，四、五個人將史明團團包圍，要他承認「先打倒台獨聯盟，之後才能打倒蔣家國民黨」。（P-570）

之後，有一天尋覓住宿，他被領到左派「台灣時代」成員家。翌日一早，史明就被叫起床。「台灣時代」斯大林主義者把他圍住，要求他放棄許信良，先打倒「台獨聯盟」。不接受的話，未來必被當做「歷史罪人」鬥爭。（P-572）

囂張跋扈，可見一斑。

從史明自揭的故事可以看出他們之間鬥爭厲害。左性程度，誰強誰弱，各說各話，難以定論。

其實鬥爭的情形不只有左派窩裡鬥。史明對於右派，也頗有成見。

且看史明回憶：「八月十五夜，我、洪哲勝……、李友禮等十幾人（獨盟人多）座談，洪哲勝如大哥一樣的坐在中央座位，從此，獨盟與我就有格格不入的氣氛，有時講得熱烈時，李友禮好似打手般，向我喊着：『你老頭子不要老是那一套』，他一站起來，將要打起來，我看情勢不妙，也站起來準備應戰。……可見獨盟之傲慢。此時洪哲勝等都絲毫不站起來，安如泰山。」（P-573）

既曰座談，哪個座位不是座位？再說，明星坐哪裡，哪裡就是大位。一個革命者用得着倚老賣老，斤斤計較？

李友禮在我主編《望春風》（洛杉磯）時，投過不少稿件。談的不外乎稅務、生活、文學等，印象中好像不曾涉及「政治」。他曾到過我家小敘幾個小時，相談甚歡。生前時不時會有電話往還，聊得很愉快。這個彬彬君子，怎麼會衝動到想要動粗？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非議獨盟洪哲勝的還有：「……周烒明夫婦等召集開會，洪哲勝帶十來個盟員，威風凜凜，作風強暴，如想表現台獨聯盟為一黨的邪氣。」（P-590）

此段對台獨聯盟的指控，語意含糊、不知所云，完全是為了駡人而駡人。盟員很多是教授、學者、醫生、工程師、律師、會計師等，把他們當成某人的嘍囉、小弟，史明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史明也提到和彭明敏互相連絡有好幾年。頭一次見面，閒談半個鐘頭後，「他（彭）倉皇而去」。其實依照文意，彭應是拂袖而去。

彭明敏很有個性，但基本上是很有禮貌的人。他多次訪問過我，贈書落款都是一筆一筆的寫。對於後輩如我一直稱呼「先生」，很懂得尊重人。史明說：「彭明敏學術地位高，自視也高，缺少群眾心觀念。」這句話，我是很有疑問的。起碼沒有人會說他「宛如荒野裡的一匹孤狼，踽踽獨行在悲壯的革命道路上。」

史明花錢花時間在日本到處串連結交，見到所有台獨運動的重要人物，却找不到一個知心。巡迴歐美，想辦法和各路人馬會面，奈何不是駡人便是挨罵，似無寧日。到頭來還是孤鷄仔一隻，完全與別人格格不入。那就要想想，到底是性格、思想、作風、氣度、志趣、心態、語言甚至道貌，那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假如不自省反思，不搭架子擺姿態，誠心誠意地想法結交志同道合的戰友，反而持續一味批評責怪他人。不要說是當領導人，就是做一個革命家都嫌失格。

至於說史明是「武裝鬥爭派」，他自述「壯志未酬：六起地下革命事件」。根據《史明回憶錄》，有林水泉等人的橫向連繫，也有温連章、鄭評的主動求助。其餘算是宣傳或準備階段就被查獲，很難說是史明主導的「革命事件」。

這一點，右派台獨聯盟的黃文雄、鄭自財在美國槍擊蔣經國；黃昭夫在法國持刀殺傷滕永康；王幸男以郵包炸傷謝東閔。他們應該更是「武裝鬥爭派」。這是要特別指出來的。

「六起地下革命事件」中的盧修一「獨台會」案，似乎留下不少疑點。

史明說，經過長期特別訓練，「盧修一成為最具備資質的地下工作人員」。後來「他報告在台灣工作很順利，……有意的朋友，已談到一百七十八人（有名冊）。」（P-518）

對一個如此可以獨當一面工作的盧修一，史明有什麼「指令」，應該以小、簡、精為原則祕密交付。然而他却讓一個「前後旅行台灣七次，除了盧修一外，也認識楊碧川、田朝明、陳菊等人」的前田光枝，「按往例打電話請盧修一來訪，筆談後，交給盧修一：社會主義革命綱領草案、游擊手冊、革命組織要領、宣傳單、美麗島週報、史明信函、資金、禮物等東西」。更滑稽的，《回憶錄》還補上一筆，「她跟盧修一強調：特別注意行動。」

明目張膽帶上那麼多東西自日赴台，恰似唯恐人家不知道。「筆談後，交給盧修一」。交東西（包括史明信函）又要筆談，任務那麼艱巨複雜，臨別還不忘叮嚀一番。她是上級大幹部嗎？

這完全是電影情節，戲劇張力十足，根本是要滿足觀眾，編造出來的表演場景。現實生活中，假如出現這種地下工作人員，一定讓人笑掉大牙。

陳芳明的「史明的身影」說：「他（史明）的研究室沒有什麼神秘之處，就只是那榻榻米的睡房。」這種地方，如何把一個人訓練「成為最具備資質的地下工作人員」？陳芳明同時提到：「他說，盧修一在巴黎讀書時，研究台灣共產黨史，也是來東京向他索取資料。他跟我這樣說時，盧修一才從監獄釋放出來不久。」

高天生在「思想起白鷺鷥盧修一」也說：「對於牽扯『獨台會』案件而被感化三年，盧修一露出無辜和無奈的表情，他說：『我是為了撰寫博士論文，才前往史明家裡住了幾天，並找了一些參考資料，怎麼知道會被警總指控涉嫌叛亂，還連累家人受了很大苦難！』」

可見盧修一和前田光枝都不是什麼地下工作人員，更不可能是「最具備資質的地下工作人員」。把「獨台會」案件看成「交付參考資料」，却被硬生生的打成「叛亂案件」，或許更加合理。

無奈盧修一才被逮捕，史明當下就急吼吼的承認盧修一是他們的一員，讓他白白入獄三年。做為組織的領導人，此一舉動頗為不智，亦屬不當。尤其是多年後《回憶錄》又將之列為史明「壯志」，搶來當成他的「功勞」，真是吃人够够，其心可殊。欺世盜名，莫此為甚。

「獨台會在調查局的內線傳出消息，說盧修一是在汽車駕駛練習站交了一個女朋友，天天相逢，盧因在文化大學擔任台灣人罕有的大幹部教授，所以立即受到情治機關注意。」史明此一指控，大有問題。

「台灣人罕有的大幹部教授」一句不像台灣人的口吻。事後前田光枝見到史明，做了報告。《回憶錄》說：「前田光枝這些具體且詳細的報告，成為我所知道有關被捕事件的唯一消息。」

「獨台會在調查局的內線」憑空消失，不再理會盧修一，不再提供有關他的消息。有理由懷疑此一「內線」是捏造的，從來就不曾存在過。

史明喜歡攬功：「黃文雄、賴文雄、黃晴美（鄭自才妻，黃文雄妹）、鄭自才等四人……談起『槍擊蔣經國』計劃。史清台（王文宏）連絡我後，而參加黃文雄、鄭自才的擊蔣工作。」下一段跟着說，「當時台獨聯盟本部也有此種企圖，……（但）談槍擊，沒結果。」（P-546）

這一段與歷史相左，完全不是事實。黃文雄開槍，被數名大漢壓在地上。鄭自才趨前想要幫他，然後，兩人都被戴上手銬，押進警車帶走。電視是如此播出，目擊者也是這麼說（見楊遠薰著「黃呈嘉四二四事件的回憶」）。王文宏當時人在哪裡？如何（隔空）擊蔣？事先還連絡史明，經他同意？許多當事人還在，史明竟敢睜眼說瞎話。

（陳儀深「王文宏先生訪問紀錄」記載，「1970年 4 月 24 日，為了阻止蔣經國接班，除有黃文雄、鄭自才在紐約的刺蔣行動外，同時王文宏也在美西單獨策劃刺蔣行動，並與獨盟主席蔡同榮單線聯繫。第一次行動計畫是想在 4 月 19 日蔣經國赴洛杉磯華埠孫中山銅像行禮獻花時開槍，第二次是 4 月 27 日，擬在蔣氏往洛杉磯聖歐娜佛瑞原子能發電廠參觀時在門口埋伏，兩次刺殺行動都以失敗收場。其後王文宏兄弟為主的巴西台獨組織轉而與史明的獨立台灣會聯繫，成為「台灣獨立革命軍」的一員。」清清楚楚寫着王文宏與黃文雄的剌蔣無關，他是「單獨策劃刺蔣行動，並與獨盟主席蔡同榮單線聯繫」，其後才「與史明的獨立台灣會聯繫」。）

《回憶錄》還說：「她（蔡英文）在2012年出來競選總統時，獨派陣營及友黨內原本也有幾位同志想出來與她一爭雌雄，但經我（史明）努力勸說，呼籲以大局為重，方才沒有發生台灣人陣營分裂的場面。」（P-648）

史明真會抬舉自己，一言定江山，太神了！但什麼時候「台灣革命之父」變成體制內老大，一呼百諾，「獨派陣營及友黨」大家都聽他的？

除說大話，他也有雙重標準。別人不管怎麼努力都是「空談」；他找人吵架却是「革命」。

史明自承屢次給「同志」徐美建議，「政治工作不能寫日記留證據」（P-514）。

《史明回憶錄》却是時間、地點、人名等等，一清二楚。假如沒有「寫日記留證據」，辦得到嗎？

可惜這些「證據」，有不少是偽造、扭曲。對當事人不公平，對讀者更是挑釁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