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之《容忍與自由》

馬英九之《容忍與自由》

林景雄

馬英九近日在台灣民主基金會表示，台灣民主程度仍有改進空間，民主除要求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外，更重要的是要「容忍歧見」。他並引用胡適曾說過的話，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頗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因為這句話原來是胡適寫的《容忍與自由》一文主題，完全是準備說給台灣當時的獨裁者蔣介石和他的手下聽的。這和台灣的民主，能有什麼關係？

根據胡適的秘書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記載，胡適花了幾個晚上的功夫才寫就了這篇短文，可見他是字斟句酌、非常認真寫就。該文最初的題目是《政治家的風度》，後改為《自由與容忍》，最後定為《容忍與自由》。當時台灣的「政治家」指的當然是蔣介石和他的幕僚們。胡適所以強調「容忍」，是向蔣介石要民主，要求蔣介石能容忍如《自由中國》雜誌負責人雷震那樣的反對派。

而蔣介石的確也聽到了，但到底聽不進去。後來在會見胡適時，他說﹕「我對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後沒有匪諜，我決不會辦他。」歷史証明這根本是鬼話，當場胡適馬上反駁，「這樣重大的案子，只開了八個半鐘點的庭，就宣告終結了，就定期八日宣判了！這是什麼審判？」但與事無補，雷震還是長期遭受牢獄之災。

「這是什麼審判？」沒有錯，問話雖輕，却是對暴君最嚴重的抗議。

本來自由是一種價值，一種權利。為了確保這種價值和權利，有人「不自由，毋寧死」；有人大叫「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但經驗「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之後，人們終於了解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以及「所謂的自由就是——你有權利去犯錯，但是沒有犯罪的權利。」

很無奈，但却是必要的制約。於是大家開始學習容忍、妥協、讓步和尊重，言行不敢也不能再任意為之。

但這種制約，只能在地位對等的人與人之間存在。一旦對手是國家或代表國家的政府時，雙方勢力強弱懸殊，若無憲法的保障，人民難免遭受專制政權的奴役、監禁或控制。基於這種認知，於是胡適向專制的蔣介石要民主，要他能容忍。

想不到馬英九却拿來說事，期待人民能够「容忍」（這才是真正重點）他的胡作非為。某人喝花酒報公帳一千八百餘萬元，馬政權修法為之除罪。——要容忍；一個高官收取6300萬，法官判決竟然無涉及較重的「貪污罪」。——要容忍；面對國事如麻，馬英九還有閒情逸致到處告人，檢察官侯寬仁、民進黨發言人梁文傑、徐國勇、顏聖冠……反正看誰不順眼誰倒霉。——也要容忍。真是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不過這是他家的事，我們絕對不能答應。

台灣人一向聽天由命，得過且過，甚至苟且偷生，坐以待斃。結果中國黨軟土深掘，吃人够够。從國家和人民身上巧取豪奪幾千億變成黨產，再分贓到私人口袋；個人如王又曾（320億）、王玉雲（800億）、王志雄（800億）、陳由豪（832億）等上百人，掏空幾兆元，又貪又腐。卻厚着臉，指着海外七億說民進黨有問題。許多台灣人不理損失的數千倍「七億」，却跟着盯住「海外七億」，的確費解。而更叫人難以置信的是，昔日同志竟不尊重「未經審判來證明有罪確定之前，優先推定被控告者無罪」的無罪推定原則（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為爭私利，演變到兄弟鬩牆，自相殘殺。

也許有人說，這是政治，他沒有興趣。行，那就談談自身的利益吧！

最近有所謂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開放中國印刷業到台投資。台北市印刷公會總幹事徐維宏表示，政府事前不找業者開會，都沒跟業者徵詢意見，現在要叫業者怎麼因應？想說的是，發牢騷沒有用，一定要抗議，而且要連合更多人，不斷的抗議。

認識一個台商，把經營幾十年的印刷業遷移中國，最初重用幾個台藉高級幹部。多年後，他們被中國人取代。一旦開放，憑地盤和低資優勢，恐怕印刷業不僅如預測「至少倒三成」而已。

又如台灣餐飲業，這幾年單店營業額都面臨下滑困境。若中資來台，以他們慣用低成本譬如鴨肉、狐貍、水貂、老鼠肉等冒充羊肉的行商模式，台灣人可能難有好日子過。

自由也好，利益也罷，都不是乞討來，更不是靠別人施捨和恩賜的。只有爭取，才是硬道理。至於容忍，那絕對不是對壓迫者該有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