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監禁的心靈

被監禁的心靈       李敏勇

鐵窗之花

不知何時萌芽的

一株牽牛花

在鐵窗外

偷偷開花了

一張一張監禁的鐵窗内的

向日葵

也偷偷地像牽牛花一般地

開花了

盤繞在牆外的

牽牛花

一朵一朵地

傳染它的笑靨

在牆裡的

向日葵

卻一張一張地

枯萎消亡

鐵窗意味著監獄。監獄關著罪犯，但也監禁著政治犯。在二戰後長期的戒嚴體制，統治者以特別法律制裁政治異議分子，特別是一九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 許多人被以匪諜罪名下獄，特別是知識分子文化人。

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才解除戒嚴。而所謂的「二條一」，刑法一百條罰則裡，更以唯一死刑懲治叛亂犯。可以想見，二戰後政治鎮壓下人民的心靈處境。經歷過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彷彿蹲著不敢站起來；而白色恐怖時期入政治獄者，更包括了跟隨中國國民黨流亡來台的中國人。政治禁忌一直像夢魘般存在。

從反戰詩，而批評介入了政治，大約是同一個時期，這是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事。〈鐵窗之花〉直接觸及到監獄，以「牽牛花」和「向日葵」喻示在監獄的外部和內部情境。牽牛花見於野地，而向日葵則曾經是帶有禁忌的中國共產黨象徵性花卉。

  在戒嚴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台灣統治當局視為寇讎，無所不用其極的詆譏見於反共戰鬥文藝和國策教條。在那時候，有許多知識分子文化人藝術家被收編在國策教條和戰閗文藝隊伍裡，一些左傾意識都和一些台灣獨立意識者以在野的姿勢孤獨地站著。

  台灣在一九五〇年代末以現代性去因應官方戰閗文藝的國策教條，但晦澀化走向和個人內向化探索，較少呈現出對權力體制的批評。也因為流亡國家政權和流亡族群的共構性，形成了難以在地現實化的高蹈狀態。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更有純粹性的主張，橫的移轉論又向縱的繼承論變化。所謂的「精神不在場」這種在台灣的中國現代詩，就是這樣形成的。

  在我們的土地，也在我們的時代，詩人應該如何？在《笠》的陣營裡，從跨越語言一代詩人的在野風範得到啟示，不隨某些亞流現代主義論者的表面西方性和沉澱中國性動向逐流，我在政治裡看到權力的壓迫性和被壓迫性狀態，嘗試著為時代的形影做見證。向日葵和牽牛花是強烈的對比，也是內部被壓迫心靈與外部自然生命力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