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潮勳_台灣經濟發展落後於韓國之探究_0417

台灣經濟發展落後於韓國之探究

台灣在過去三、四十年間與李總統任內，因為有「戒急用忍」政策留下半導體、石化等產業發展與陳總統任內曾經實施金融改革，得以降低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衝擊，故擁有穩健的金融體系，以支撐今日的台灣經濟基石。蔡政府應善加利用此次中美經濟在貿易戰角力之契機下，建議「大幅限縮」台商對中國投資，把經濟主體性從中國拉回台灣本土，期能再創繁榮盛世與高峰。時至今日和台灣經濟同質性甚高的韓國，二者同為1980~90年代的四小龍國家，台灣今日經濟發展相較於韓國，卻普遍呈現落後的態勢，令我們不禁感嘆萬分，究竟是哪個環節上出了問題呢？！

從自由時報本月5日社論：「台灣經濟被韓國迎頭趕上的原因--錯在西進」，提及在先天條件上來說，韓國土地面積約10萬平方公里與人口5,150萬人，土地與人口皆超過台灣分別為2.8倍與2.2倍，故韓國有其規模上的相對優勢；若與其比較成長性，台灣處於相對劣勢，但勉強還可以拿來做為類比、借鏡的對象。台灣與南韓皆曾為日本殖民地，日本統治台灣、韓國分別為50與35年，兩者有15年之差，故台、韓的近代化進程，台灣在基礎建設、社會軟體建設皆略優於韓國；加上韓國在二戰結束後曾承受韓戰的戰禍侵襲，大約遲至1960年才漸漸回復元氣，因此台、韓經濟成長軌跡之比較應可以1960年為起點。韓國GDP在1960年為390億美元，約為台灣170億美元之2.29倍。因韓國人口數當時約為台灣的2.4倍，兩者平均所得可謂相符，台灣略高些。但日後的發展，兩國就有差異性的產生。第一階段從1960至1999年之39年間，台灣經濟成長遠優於韓國。1999年韓國之GDP僅為台灣的1.59倍，相較1960時的2.29倍縮小些，顯示台灣經濟成長較韓國稍為快速些。台灣當時領先韓國之主要因素，在於台灣有較為完善的日治時期留下的基礎建設、社會軟體，加上台灣較韓國早採取出口擴張的經濟發展策略，加上台灣人也較為勤儉。至2000年以後，台、韓比較即進入第二階段。台灣領先韓國之態勢，在本世紀2000年以後就漸被倒轉過來。至2016年時，韓國GDP數字竟然超越台灣達到2.66倍。這段期間內，台灣與韓國在政治環境、國內經建政策在基本上相異不大，為何出現重大的不同？主因在於台、韓兩國對中國經濟往來之冷熱程度有很大差異性。台灣在中國「以經促統」、「以商圍政」政策的利誘蠱惑下，傾國過度投資中國，致使台灣經濟成長動能之大部分皆轉移到中國，但韓國則無此明顯的過熱現象。

台灣人口約為韓國之45.77%，GDP亦在50%左右，依照比例對等原則，台灣對中國之投資金額在正常情況下，實應不高於韓國投資中國金額之一半。實際上台灣對中國之投資金額自2000年後，扁政府八年期間達到503億美元，為韓國之1.69倍。馬政府時代推動「一中市場」政策，與中國簽署ECFA，猶如脫韁野馬般狂奔中國而不可遏止，馬政府八年對中國投資高達900億美元，為韓國對中國投資之3.58倍。若以人口與GDP之比例來換算，馬政府台灣投資中國之狂熱度為韓國7.16倍。台灣將可投資資金過度挹注中國之結果，導致國內投資的急遽下降，投資率由2000年的26.83％下降到2015年之20.19％，約為6.64%，等於台灣自我閹割因而喪失經濟成長動能。台灣經濟動能約有1/3轉移到中國發展，故台灣經濟落後於韓國乃是司空見慣的事。海外投資主要目標應為協助國內產業確保海外市場為主，但台灣自2000年以來所採取製造業全面外移並且「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投資策略，蠶食國內既有產能，給予本國勞工飽受低薪與失業之「悶經濟」痛苦，而國內投資之萎縮亦嚴重壓低國內消費，致使經濟成長率下降，馬政府任內最後一年之經濟成長率僅達到0.81％，最後一季為負0.3％，此即台灣經濟「由悶轉為壞」的明證。蔡政府於2016年重返執政後，兩岸雖進入冷和階段，台灣對中國之投資熱度未退卻，仍為韓國對中國投資之四倍，這也是經濟雖止跌，表面出口暢旺、股市上萬點，全民無感，成為引發「韓流」之主因。所以，台灣成為四小龍之最末，主因是「商人(財團)治國」之氛圍與「過度西進中國」之結果下，把商業利益置放於國家利益之上的錯誤經建政策所致。

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博士，曾在自由時報2014年12月24日發表「誰讓韓國追上台灣？」指出前經建會主委陳博志發表「是誰讓台灣追不上韓國的FTA？」(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4/18061) 結論就是馬英九讓台灣追不上韓國，這點無庸置疑。但是高博士要反問：是誰讓韓國追上台灣？就人均數字來說，1992年平均每人GDP在台灣為10,589美元，韓國為7,193美元，約為台灣的七成左右；可是到了2004年韓國平均每人GDP是15,029美元，已經超越台灣的14,663美元，微幅超過366美元，台灣居四小龍之最末。台灣為何經濟被韓國追上，主因就是出在產業外移。台灣的外銷型製造業逐漸外移，致使韓國經濟能持續成長，但台灣經濟卻停滯不前，至少台灣島內的就業機會減少，工資無法上漲，民間消費力道趨於微弱。高博士從中國訂定「反分裂國家法」（2004年3月）以後，一再強調產業外移等同是經濟的慢性自殺！今日台灣的高失業、低薪資、派遣工、過勞死、少子化、貧富懸殊、人才外移、工廠缺工、外資卻步、GDP停滯、國家破產等問題浮現，正是嚴重產業外移的後遺症。若不解決產業外移這個問題，經歷再多次的政黨輪替也救不了台灣經濟，只是原地踏步，不斷地惡性循環罷了！陳博志認為馬英九之前先和中國簽訂ECFA再與東協及歐美簽訂FTA，這是走一條非常危險的路，後來此路果真不通啦！自1992年後的外勞政策有其錯誤，本應採市場機制訂定，外勞薪資由市場決定之，而不是和「基本工資」綁在一起，此看似對外勞優惠，但台灣外銷型製造業從此出走外移，讓台灣無法繼續大量向歐美日出口並造成鉅額貿易出超，原本若產生高額貿易順差反而會迫使美國祭出「301條款」(像去(2018)年3月美國總統川普依據此法，對中國實施單邊增收關稅的貿易制裁，開啟今日的美中貿易戰的爭端)、逼迫幣值升值，或者歐盟課以反傾銷稅等措施，但最後有利於台灣簽訂FTA以平衡雙邊貿易逆差，也可讓歐美日的優勢產品如農產品、高科技產品、尖端武器 (間接有利於台灣國防) 等大量出口至台灣，以平衡雙邊貿易逆差。加上，台灣大量引進東南亞外勞，協助這些國家如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國養活他們的人民，最後和這些國家簽訂FTA並進入東協乃為水道渠成之事。若能如此，台灣國際能見度勢必大幅提升，等同就是「類主權國家」，因為擁有大量外勞、鉅額外資前來台灣工作、投資後，台灣經濟與全世界密不可分，台灣將變得更為安全，不似今日在遭到中國的步步進逼下，弄得危機四伏的國安危機叢生。

台灣經濟不如韓國還有一重大因素，就是台灣不是主權國家的地位，故無法隨心所欲和許多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因此，陳總統任內，曾經發動「入聯」公投，這不是拚政治或者搞意識形態，也是在「拚經濟」的另一型態展示。陳博志2014年12月5日在《看》雜誌第150期「是誰讓台灣追不上韓國的FTA？」提出，「中韓宣布已達成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馬政府立即表示台灣的出口和經濟將受到極大傷害，國民黨並大肆宣傳廣告說民進黨要為這極大傷害負責，因為民進黨阻礙兩岸貨貿、服貿等協議。但這樣的宣傳其實又是違背事實與推卸責任的做法。人民和在野黨並未反對FTA，而是不贊成馬政府所用的錯誤方法」。FTA雖對台灣經濟會有若干傷害，像在農業部門，但不像馬政府的說法那麼誇張；在台灣能夠承受的範圍內，並不會使台灣被邊緣化，因為各種FTA本身是「雙刃劍」，也不是只有利益而無傷害。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經批評馬政府把對中國談判的牌都打出來，故談判必會輸掉。台灣無法和其他國家簽訂FTA與加入區域合作組織，參與國際經貿整合乃是中國的阻擾，因此台灣若要和中國談到進一步合作，一定要交換中國同意其他國家也和我們合作，才不會落入像今日中共步步進逼下的「一中市場」與「終極統一」之困境，也才能有機會達到真正的全球化合作。換言之，台灣若要和中國談判合作協定時，和美國、日本、東協等國家的FTA談判時，也要同時展開並比照兩岸同時加入世貿組織 (WTO) 之模式，讓各項自由貿易協定同時生效。

至於台灣經濟發展是不是始終無法樂觀，遠落後於韓國呢？筆者認為並不全然是如此，台灣向來鮮少運用台幣貶值，以刺激出口的模式在對外貿易上；但韓國則常見此法，使用在外貿出口市場的競爭。過去曾有產業界人士認為台商應善加利用台幣貶值，以利於出口；但央行始終不同意這種作法。從經濟日報記者陳美君今年元月22日報導：「台幣競爭力 仍高於韓元」得知。

依據BIS（國際清算銀行）統計，新台幣實質匯率指數自2013年7月以來，至去（2018）年12月止為105.95，創下連續五年半、66個月皆低於韓元的紀錄，該數字差距也擴大至8.27，亦為三個月最大，較之於去年11月下滑0.94，為七個月來的新低。而韓元則為114.22，創下五個月的低點。此數字表示我國出口廠商報價競爭力，長期以來皆勝過貿易對手的韓國。國人萬分憂心美中「貿易戰」恐演變成為「匯率戰」，導致台灣出口競爭力的下滑，曾有相關業者近期再度呼籲，央行應啟動防禦性貶值，以拯救產業。但央行強調，不會貶值救出口。因為匯率是由市場供需所決定，必須尊重市場機制，除非有過度波動或失序之疑慮或者不規則、季節性因素等出現，恐不利於經濟金融穩定時，央行才會適時地進場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