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3日 星期二

湯潮勳_台灣經濟發展落後於韓國之探究_0417



台灣經濟發展落後於韓國之探究


台灣在過去三、四十年間與李總統任內,因為有「戒急用忍」政策留下半導體、石化等產業發展與陳總統任內曾經實施金融改革,得以降低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衝擊,故擁有穩健的金融體系,以支撐今日的台灣經濟基石。蔡政府應善加利用此次中美經濟在貿易戰角力之契機下,建議「大幅限縮」台商對中國投資,把經濟主體性從中國拉回台灣本土,期能再創繁榮盛世與高峰。時至今日和台灣經濟同質性甚高的韓國,二者同為1980~90年代的四小龍國家,台灣今日經濟發展相較於韓國,卻普遍呈現落後的態勢,令我們不禁感嘆萬分,究竟是哪個環節上出了問題呢?!

從自由時報本月5日社論:「台灣經濟被韓國迎頭趕上的原因--錯在西進」,提及在先天條件上來說,韓國土地面積約10萬平方公里與人口5,150萬人,土地與人口皆超過台灣分別為2.8倍與2.2倍,故韓國有其規模上的相對優勢;若與其比較成長性,台灣處於相對劣勢,但勉強還可以拿來做為類比、借鏡的對象。台灣與南韓皆曾為日本殖民地,日本統治台灣、韓國分別為5035年,兩者有15年之差,故台、韓的近代化進程,台灣在基礎建設、社會軟體建設皆略優於韓國;加上韓國在二戰結束後曾承受韓戰的戰禍侵襲,大約遲至1960年才漸漸回復元氣,因此台、韓經濟成長軌跡之比較應可以1960年為起點。韓國GDP1960年為390億美元,約為台灣170億美元之2.29倍。因韓國人口數當時約為台灣的2.4倍,兩者平均所得可謂相符,台灣略高些。但日後的發展,兩國就有差異性的產生。第一階段從19601999年之39年間,台灣經濟成長遠優於韓國。1999年韓國之GDP僅為台灣的1.59倍,相較1960時的2.29倍縮小些,顯示台灣經濟成長較韓國稍為快速些。台灣當時領先韓國之主要因素,在於台灣有較為完善的日治時期留下的基礎建設、社會軟體,加上台灣較韓國早採取出口擴張的經濟發展策略,加上台灣人也較為勤儉。至2000年以後,台、韓比較即進入第二階段。台灣領先韓國之態勢,在本世紀2000年以後就漸被倒轉過來。至2016年時,韓國GDP數字竟然超越台灣達到2.66倍。這段期間內,台灣與韓國在政治環境、國內經建政策在基本上相異不大,為何出現重大的不同?主因在於台、韓兩國對中國經濟往來之冷熱程度有很大差異性。台灣在中國「以經促統」、「以商圍政」政策的利誘蠱惑下,傾國過度投資中國,致使台灣經濟成長動能之大部分皆轉移到中國,但韓國則無此明顯的過熱現象。


台灣人口約為韓國之45.77%GDP亦在50%左右,依照比例對等原則,台灣對中國之投資金額在正常情況下,實應不高於韓國投資中國金額之一半。實際上台灣對中國之投資金額自2000年後,扁政府八年期間達到503億美元,為韓國之1.69倍。馬政府時代推動「一中市場」政策,與中國簽署ECFA,猶如脫韁野馬般狂奔中國而不可遏止,馬政府八年對中國投資高達900億美元,為韓國對中國投資之3.58倍。若以人口與GDP之比例來換算,馬政府台灣投資中國之狂熱度為韓國7.16倍。台灣將可投資資金過度挹注中國之結果,導致國內投資的急遽下降,投資率由2000年的26.83%下降到2015年之20.19%,約為6.64%,等於台灣自我閹割因而喪失經濟成長動能。台灣經濟動能約有1/3轉移到中國發展,故台灣經濟落後於韓國乃是司空見慣的事。海外投資主要目標應為協助國內產業確保海外市場為主,但台灣自2000年以來所採取製造業全面外移並且「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投資策略,蠶食國內既有產能,給予本國勞工飽受低薪與失業之「悶經濟」痛苦,而國內投資之萎縮亦嚴重壓低國內消費,致使經濟成長率下降,馬政府任內最後一年之經濟成長率僅達到0.81%,最後一季為負0.3%,此即台灣經濟「由悶轉為壞」的明證。蔡政府於2016年重返執政後,兩岸雖進入冷和階段,台灣對中國之投資熱度未退卻,仍為韓國對中國投資之四倍,這也是經濟雖止跌,表面出口暢旺、股市上萬點,全民無感,成為引發「韓流」之主因。所以,台灣成為四小龍之最末,主因是「商人(財團)治國」之氛圍與「過度西進中國」之結果下,把商業利益置放於國家利益之上的錯誤經建政策所致。

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理事長高為邦博士,曾在自由時報20141224日發表「誰讓韓國追上台灣?」指出前經建會主委陳博志發表「是誰讓台灣追不上韓國的FTA?」(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4/18061) 結論就是馬英九讓台灣追不上韓國,這點無庸置疑。但是高博士要反問:是誰讓韓國追上台灣?就人均數字來說,1992年平均每人GDP在台灣為10,589美元,韓國為7,193美元,約為台灣的七成左右;可是到了2004年韓國平均每人GDP15,029美元,已經超越台灣的14,663美元,微幅超過366美元,台灣居四小龍之最末。台灣為何經濟被韓國追上,主因就是出在產業外移。台灣的外銷型製造業逐漸外移,致使韓國經濟能持續成長,但台灣經濟卻停滯不前,至少台灣島內的就業機會減少,工資無法上漲,民間消費力道趨於微弱。高博士從中國訂定「反分裂國家法」(20043月)以後,一再強調產業外移等同是經濟的慢性自殺!今日台灣的高失業、低薪資、派遣工、過勞死、少子化、貧富懸殊、人才外移、工廠缺工、外資卻步、GDP停滯、國家破產等問題浮現,正是嚴重產業外移的後遺症。若不解決產業外移這個問題,經歷再多次的政黨輪替也救不了台灣經濟,只是原地踏步,不斷地惡性循環罷了!陳博志認為馬英九之前先和中國簽訂ECFA再與東協及歐美簽訂FTA,這是走一條非常危險的路,後來此路果真不通啦!自1992年後的外勞政策有其錯誤,本應採市場機制訂定,外勞薪資由市場決定之,而不是和「基本工資」綁在一起,此看似對外勞優惠,但台灣外銷型製造業從此出走外移,讓台灣無法繼續大量向歐美日出口並造成鉅額貿易出超,原本若產生高額貿易順差反而會迫使美國祭出「301條款」(像去(2018)3月美國總統川普依據此法,對中國實施單邊增收關稅的貿易制裁,開啟今日的美中貿易戰的爭端)、逼迫幣值升值,或者歐盟課以反傾銷稅等措施,但最後有利於台灣簽訂FTA以平衡雙邊貿易逆差,也可讓歐美日的優勢產品如農產品、高科技產品、尖端武器 (間接有利於台灣國防) 等大量出口至台灣,以平衡雙邊貿易逆差。加上,台灣大量引進東南亞外勞,協助這些國家如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國養活他們的人民,最後和這些國家簽訂FTA並進入東協乃為水道渠成之事。若能如此,台灣國際能見度勢必大幅提升,等同就是「類主權國家」,因為擁有大量外勞、鉅額外資前來台灣工作、投資後,台灣經濟與全世界密不可分,台灣將變得更為安全,不似今日在遭到中國的步步進逼下,弄得危機四伏的國安危機叢生。


台灣經濟不如韓國還有一重大因素,就是台灣不是主權國家的地位,故無法隨心所欲和許多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因此,陳總統任內,曾經發動「入聯」公投,這不是拚政治或者搞意識形態,也是在「拚經濟」的另一型態展示。陳博志2014125日在《看》雜誌第150期「是誰讓台灣追不上韓國的FTA?」提出,「中韓宣布已達成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馬政府立即表示台灣的出口和經濟將受到極大傷害,國民黨並大肆宣傳廣告說民進黨要為這極大傷害負責,因為民進黨阻礙兩岸貨貿、服貿等協議。但這樣的宣傳其實又是違背事實與推卸責任的做法。人民和在野黨並未反對FTA,而是不贊成馬政府所用的錯誤方法」。FTA雖對台灣經濟會有若干傷害,像在農業部門,但不像馬政府的說法那麼誇張;在台灣能夠承受的範圍內,並不會使台灣被邊緣化,因為各種FTA本身是「雙刃劍」,也不是只有利益而無傷害。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經批評馬政府把對中國談判的牌都打出來,故談判必會輸掉。台灣無法和其他國家簽訂FTA與加入區域合作組織,參與國際經貿整合乃是中國的阻擾,因此台灣若要和中國談到進一步合作,一定要交換中國同意其他國家也和我們合作,才不會落入像今日中共步步進逼下的「一中市場」與「終極統一」之困境,也才能有機會達到真正的全球化合作。換言之,台灣若要和中國談判合作協定時,和美國、日本、東協等國家的FTA談判時,也要同時展開並比照兩岸同時加入世貿組織 (WTO) 之模式,讓各項自由貿易協定同時生效。

至於台灣經濟發展是不是始終無法樂觀,遠落後於韓國呢?筆者認為並不全然是如此,台灣向來鮮少運用台幣貶值,以刺激出口的模式在對外貿易上;但韓國則常見此法,使用在外貿出口市場的競爭。過去曾有產業界人士認為台商應善加利用台幣貶值,以利於出口;但央行始終不同意這種作法。從經濟日報記者陳美君今年元月22日報導:「台幣競爭力 仍高於韓元」得知。

依據BIS(國際清算銀行)統計,新台幣實質匯率指數自20137月以來,至去(2018)年12月止為105.95,創下連續五年半、66個月皆低於韓元的紀錄,該數字差距也擴大至8.27,亦為三個月最大,較之於去年11月下滑0.94,為七個月來的新低。而韓元則為114.22,創下五個月的低點。此數字表示我國出口廠商報價競爭力,長期以來皆勝過貿易對手的韓國。國人萬分憂心美中「貿易戰」恐演變成為「匯率戰」,導致台灣出口競爭力的下滑,曾有相關業者近期再度呼籲,央行應啟動防禦性貶值,以拯救產業。但央行強調,不會貶值救出口。因為匯率是由市場供需所決定,必須尊重市場機制,除非有過度波動或失序之疑慮或者不規則、季節性因素等出現,恐不利於經濟金融穩定時,央行才會適時地進場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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