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在澳門行醫始知有「興中會」

孫文在澳門行醫始知有「興中會」

楊上民

《倫敦被難記》裏記載：「蓋葡人定律，凡行醫於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文憑。澳門葡醫以此相為難，始則禁止予不得為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見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因此予之醫業進行，猝遭頓挫，雖極力運動，終歸無效。但予赴澳時，初不料如是。資本損失不少，乃及遷至廣州」。

《倫敦被難記》裏更記載：「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謂『興中會』，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昌行新政，其最高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予當時深表同情，即投身為黨員，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耳」。於是可知，「興中會」不是孫文起的。

《倫敦被難記》記載：「中國睡夢之此，維新之機，茍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興中會之所由設也。興中會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或可奮起」。且近年以來，北京當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團接觸較近，其於外國憲政當必略有所知，以是吾黨黨員本利國福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可見「興中會」之作用，是藉由「請願」冀望政府採納其建議內容，與現在的「請願」行為相同，對請願人沒有太大的幫助。

興中會總部設在上海，而會員用武之地，則定在廣州。興中會起事之計劃，定計於廣州突舉義旗，佔據省城，盡逐官吏。兩軍期於西曆1895年10月某日，一由西南、一由東北，同時向廣州進發。

豈料會員部署略定，忽有密電馳至，謂西南、東北兩軍中塗被阻。兩軍既不得進，則應援之勢已孤，即起事之謀已敗。然急使既遺，萬難召回。一面又連接警報，謂兩軍萬難進行，幸彼此各自為謀，未盡覆沒。

於是黨員急起而消滅種種形跡，毀文籍、藏軍械，且連電香港，令緩發師。然香港黨員接電之時，已在港軍盡發之後。港軍乘輪舟赴粵，並挈有大宗鎗械，分儲若干箱，黨員接電後，非特不將港軍暫行遣散，且追蹤至粵。於是該黨員及其部眾盡投於羅網。至廣州諸黨魁，亦紛紛四散。予於奔避之際，屢次遇險，後幸得一小汽船，乘之走澳門。在澳門留二十四小時即赴香港，略訪故友，並投康德黎君Mr. James Cantlie之門。康德黎君者，予之師而兼友也。康德黎君聞予出奔之故，即令予往見香港某律師，就商此後之行止。

康德黎所令予就教者為達尼思律師Mr’Dennis。達尼思詢悉顛末，即令予速離本地，毋以逗留致禍。時予至香港已二日矣，聞達尼思言，不及與康德黎君握別，即匆匆乘日本汽船赴神戶。居神戶數日，又至橫濱。在橫濱即購日人所製之歐服數襲，盡易舊裝，留髮割辮。一二日後，由橫濱承輪赴夏威夷群島，就寓於火納魯魯。

孫德明於是被清廷政府通緝而流亡海外，靠被通緝的身份，在海外鼓吹革命募款，所得的募款，除維持本身的生活費用外，大部分的募款，據章太炎與陶成章檢舉，都匯給寄居香港的親哥哥孫德彰，購置房地產。另一部分，就寄給其侄。直到武昌起義後始展轉回來，回來時孑然一身，並未有分文革命募款。

觀孫文所舉的十次革命，無一次親臨參與。與其說孫文是革命家，不如說是「投機者」較貼切。所以梁啟超才批評孫文，是徒騙人於死的遠距離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