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獻瞥見被流亡政府抹殺的日治時代台灣登山活動樣貌

從文獻瞥見被流亡政府抹殺的日治時代台灣登山活動樣貌

施里芬

本人最近因為一些因素接觸了幾份戰前大正、昭和時代台灣的登山相關文獻（這些文獻掃描檔均可透過國立台灣文學館的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下載取得）。因這些文獻，本人不但再次對國民黨抹殺歷史的功力感到佩服，也對登山資料中常出現的「光復後首登」這類用語感到更加噁心（因為介紹山岳時不提其首登者是很不自然的；創造出「光復後首登」就可以忽略日治時代真正的首登者，使被切除了日治時代部分的登山史顯得比較自然）。同時，也認為這些文獻其實也對照出從日本戰敗到「登山界四大天王」活躍的這段時間，國民黨政權的制度、態度對登山者的不友善。

在戰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對登山者而言相當重要的地形圖都遭到流亡政府的管制，因此登山者能依靠的就只有繪有稜線、山頭等的簡易手繪地圖，平白增加了登山的風險。然而，本人卻有找到一份昭和八年的《新高登山地圖》，它就是一份相當精細的新高山區地形圖。甚至連大正11年出版的遊記《新高登山》（大橋捨三郎著）就附有五萬分之一的新高山地形圖了。

從昭和19年出版的《臺灣山岳會十五年史》看日治時代台灣最重要的登山團體「台灣山岳會」，可以看到他們對於登山、岩登（攀岩）、溯溪、野營等都有涉獵。他們發行會刊「臺灣山岳」，也有著手於山小屋的建設、登山地圖的編輯、發行，以及於平地舉辦以懇談會、演講會、山の夕、山の相談所、岩登講習會等名義，進行登山經驗交流、地形、原住民等山岳相關知識推廣、攀岩知識教學等的活動。本人認為台灣山岳會活動的深度與廣度，現在台灣的登山團體少有能與其匹敵者。

本人亦在嘉義中學校校友會發行的《旭陵》之第八、十、十三號看到《新高登山記》，其所記述的都是嘉義中學校組隊登新高山的過程。在日治時代的台灣，如同嘉義中學校一樣舉辦登山活動的學校並非少數，其目的無非是強健體魄、增廣見識、深入認識帝國的寶島－台灣。然而，到了戰後卻少有學校有校方組團登山之舉。類似性質的活動舉辦幾乎為國民黨外圍組織救國團壟斷。而救國團舉辦的活動卻都帶滿了軍事、政治洗腦的意味。被如此加料的登山活動比起日治時代學校舉辦的登山活動，自然是明顯缺乏了對台灣土地的認識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