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上民_臺灣獨立的派係應有革命勢力之認識

臺灣獨立的派係

應有革命勢力之認識

自由作家 楊上民

上圖：1848年3月19日，柏林群眾歡呼德意志1848年革命。

臺灣這塊地被流亡的蔣介石侵略之後，變成中華民國的寄居地。雖然中華民國早已被聯合國驅逐，而在臺灣却是實足的國家政體，實行民主選舉。

臺灣固然有很多人不承認中華民國，積極想要臺灣能夠脫離中華民國，建立屬於臺灣自己獨立的國家，臺灣人雖然有此認識，但是被中華民國套牢，導致無力創造出獨立的國家，以致臺灣分成二股勢力，就是體制內的參選勢力派系，即所謂的「議會路線」，與走街頭抗議勢力派系，即所謂的「街頭路線」。

「議會路線」與「街頭路線」之區別，前者選擇走體制內改革，各朝代的更迭幾乎都走此路線，或謂之「內造革命」；後者走街頭抗議路線，或謂之「直接革命」。
參與「內造革命」者比較有投機份子，嘴巴講的是從反對執政當局的政策作為改革之目的，實際上是一旦選上，反而與執政當局茍合謀取自身利益，置改革於腦後，拋棄「內造革命」的初衷。

街頭抗議是體制外的革命性質，但需要等待時機，時機一到，就呼群引伴，走上街頭對執政當局抗爭。執政當局若無法解釋抗爭的議題時，就直接衝撞，甚至於發起革命起義。

有很多民間的街頭抗議組織，是所謂的獨立派團體，不知等待時機，就散漫的對執政當局亂抗議，都被執政當局輕易的分散抗議主題而瓦解散去，形成浪費資源，如此經常性的資源浪費，於是內部意見紛歧，力量分散，遂變成「體存實亡」的場面。

等待時機，抓住時機。就是獨立派團體，不應各行其是，要相準政府機關各個單位，如有錯誤政策，不利人民需要，或是行政顛三倒四的，獨立派團體，立即出面號召群眾，向政府機關請願，請求政府單位解釋清楚，為何制定不利人民的政策，施政為何顛三倒四？何者為是？政府機關如有不負責任的解釋，群眾就是堅守崗位，不能隨便散去，一直到政府機關的主管出面解釋清楚，方始把群眾解散。

因為憲法保障人民有請願的權利，這是憲法第16條明文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而請願法第2條規定：「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關或主管行政機關請願」；請願法第9條：「受理請願機關或請願人所屬機關之首長，對於請願人不得有脅迫行為或因其請願而有所歧視」；請願法第8條：「各機關處理請願案件，應將其結果通知請願人；如請願事項非其職掌，應將所當投遞之機關通知請願人」。

值得一提的是，請願是受請願法的保障，警察機關不能用違反集會遊行法，命令群眾解散，也不得驅散群眾。此在集會遊行法第5條有規定「對於合法舉行之集會、遊行，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予以妨害」。否則警察人員就觸犯刑法第152條妨害合法集會罪。因其係「以強暴脅迫或詐術，阻止或擾亂合法之集會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何況請願是依法令之行為。刑法第21條：「依法令之行為，不罰」；而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此刑法第23條有明文規定；再者，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此刑法第24條亦有明文規定。

但是現在民間的獨立派系團體，形式上都是為臺灣獨立建國，不敢起義革命，卻各行其是。平常並不相互聯繫，也沒有臺灣獨立行為的共識。又不會抓住時機帶領群眾請願，而且不會用請願書來掩護群眾不被警察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移送法辦，如此一再耗損組織的力量，導致組織力量無法茁壯，終致獨立團體名存實亡。

孫文在其《倫敦被難記》的自傳中寫著「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謂『興中會』，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昌行新政，其最高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予當時深表同情，即投身為黨員，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耳」。

在孫文抵達澳門開診所之前，澳門已經有專門向朝廷請願的組織，取名叫做「興中會」，孫文隨即加入成為「興中會」的黨員。自滿清政府迄今，「請願」是人民爭取權利的捷徑，請願不成，便是起義革命的一個過程。澳門「興中會」請願不成，便轉由「興中會香港支會」發起革命。當時孫文在澳門的診所，遭葡萄牙政府取締孫文為密醫，孫文的診所只好關門，跑到香港，適值「興中會香港支會」發起革命，只因事跡敗露，孫文才乘一小汽船奔走澳門。在澳門留二十四小時即赴香港，略訪故友，並投康德黎君Mr.James Cantlie之門。康德黎君聞予出奔之故，即令予往見香港某律師，就商此後之行止。於是變裝間接跑到日本，化名為中山樵，輾轉跑到英國，才被駐英國領事館人員誘捕，收押在英國領事館十天，始由其師康德黎救出。孫文在其《倫敦被難記》的自傳中開頭寫著：「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實始於是年，予之以奔走國事，而使姓名喧騰於英人之口，實始於是地」。

因孫文被滿清政府通緝不得歸，所以滯留英國鼓吹革命，孫文在海外所收的革命捐款，被陶成章舉發全部匯給其兄孫德彰在香港購地建豪宅，讓孫文對陶成章非常不滿，才在孫文當臨時大總統時，指使蔣介石在醫院暗殺陶成章，之後又命上海市長陳其美拘捕暗殺陶成章的兇手，當然不了了之。事後孫文雖然解釋，其兄在檀島的農場，由於大量資助革命而導致破產，用一點捐款回饋是理所當然。

可是查孫德彰的畜牧場，工人都用由廣東進口的廉價勞工，引起美國政策限制進口勞工，畜牧場由於缺乏廉價勞工，才導致關門大吉，不是資助革命所致。

孫文於民前6年，即西元1906年，自封為中華共和國革命大總統。以大總統名義，照會內地各同志會黨，並發給軍事關防。呼籲軍中人等，應知此舉專以驅逐胡虜，恢復主權。合行照會貴軍，厲軍秣馬，速舉義師，其應用軍械，本總統自當源源接濟，不致有匱。務期同心同德，以戕胡虜之命，而贊中華民國之成功。可見孫文想當大總統之心態，並不是武昌起義之後，與袁世凱紛爭時才產生的，袁世凱祇是被孫文誘騙，陷滿清皇帝溥儀皇帝遜位的餌而已。

於是得知「請願」是為「革命」之準備。臺灣獨立團體，不知應用「請願」，又不敢革命，七十餘年來，在獨立的口號下，原地踏步，美其名為「不流血革命」。真的「不流血革命」是「請願」，因為「請願」是「革命」之準備過程。

民國69年起，楊上民就利用「請願」帶領群眾包圍政府各機關，也包圍過行政院，當時謝長廷也跟著進入行政院，參與請願會議，行政院派出人二室主任受理被我拒絕。在戒嚴時期，唯有透過「請願」才不觸犯「戒嚴法」。在此提醒臺灣獨立團體，應該懂得「請願」的運用，避開集會遊行法。

在民國69年到75年間的戒嚴時期，我不斷的以告發、請願、訴願的方法，集結一群計程車司機，走上街頭，四處的包圍政府機關，作告發、請願、訴願的行動。當時國民黨政府，派出多數警察和便衣，並派出軍事檢察官及地方法院檢察官俟機抓我，蔣經國還請交通部長林金生，透過公路黨部書記到我家，要推薦我當立法委員，被我拒絕。使得蔣經國，不得已解嚴，開放黨禁，乃有「民主進步黨」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