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徽之_中國六四運動對台灣獨立運動的啟示

中國六四運動對台灣獨立運動的啟示

自由作家 楊徽之

每年此刻港獨或台獨運動者都會討論的一大課題，就是作為主權不屬中國的獨立國家，是否該紀念中國的民主運動？台灣人該為當時行動絕食者；享譽世界的民主運動者劉曉波在台北市政府前立像？抑或將其視以為是溫和派的靜態統戰？這都是我們要面對的課題。

我們就先從台灣出發討論六四的歷史意義吧。首先，六四運動之所以較其它事件更令人印象，就是因為它的過程在全球媒體的眾目睽睽下被見證。那時，無論是國民黨政府當時的方策或島內的政治氛圍，都尚存反共的對抗意識，在六四民運期間，島內外大量傳播媒體、華僑會社、學生組織傾力串連宣傳支持中國民運(趙少康發起，聯合數十位大中國思想藝人所製作的「歷史的傷口」就是最好的案例)。這段記憶，相信中壯輩一代應該都是有所見證的。

在台灣人還記憶猶新之際，民主轉型的野百合運動在隔年發起。有了六四這「血淋淋」的前車之鑑。學生運動者與李登輝的國民黨政府之間出現了不言而喻的默契：絕不能流血清場收場！對前者來說，他們確實認識到軍警在重要時刻站在反民主的一面。對後者來說，除了無法一圓去年自居民主的謊言外，也是擔慮到全島的街頭抗爭與軍隊樺變和國際社會譴責以致暴動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六四直接掩護了隔年的野百合運動，但也讓學生運動的訴求有所縮限，對於舊體制的衝撞，都是緩慢而漸進在日後的憲改、政黨輪替裡才有推進。有些部分甚至至今未完成。所以我們討論學運史時會認為，野百合事實上是一以六四為參考範本的學生運動。

而更重要的，六四的結果，也讓意識形態為自由派之大中國主義者們原本預期兩岸在民主化的工程裡達到兩岸統一的願望，在六四與野百合這分水嶺之後，因政治體制在差異上的擴大而中挫。不過中挫但並不一定是消亡，恰恰相反，這一思想脈系演成了當代華獨派的基本架構；既認同文化上的中華民族，又不認同中共的極權統治之主張。

換句話說，六四以及六四後中共極權統治，像是打上「防統預防針」一樣使台灣各路線的政治脈系在討論上必須被考量的事件。除了陳映真為首的左統一系外，同獨派在內絕大多數路線都強調台灣作為主體的統獨議題處理。別忘了，當時代的政治典範事件還有柏林圍牆一事。在那個獨派還是政治上弱勢，運動之餘還要防著被黨國以刑法100條送辦的年代，話語權大有被帶走的可能。

從四族群走向「台灣省人」，再從擁抱中華民國為台灣之國號這一謬論轉向對自由台灣，新而獨立國家的想望，就是台灣民主的過程階段。亦為本黨黨主席蔡丁貴教授提出「華獨走向自由台灣」的立論。我們必須從這角度上，了解到六四激發起台灣人認識到台灣中國難以一國的事實。

又到了一年一次的六四，有些流亡台灣的六四人士主張要為劉曉波立銅像。這種紀念方式事實上就是將台灣當作中國一部份，不過是「先民主區域」來看待而已。台灣當然有屬於自己的六四記憶，我們甚至可以不用諱言，當年當天在中正廟前唱著「龍的傳人」的群眾，也沒幾個是獨立主張者。但六四之於台灣人，更該以台灣人走向民主，揮別中華帝國式極權之路加以肯定。六四事件是一個流產的民主化運動。它的失敗，對中國民運者來說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大中挫。對台灣人來說，它也除了直接影響了隔年的野百合運動外，更遠的意義上，也是催化了台灣人與中國在認同上的斷裂，為台灣獨立運動填入奠基的房角石。